近年来上海高校都在拍自己的校史电影，继讲述复旦老校长故事的《望道》后，改编自上大校史的电影《孤星计划》日前上映，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影片研讨会12月29日在上海大学举行，校史、党史专家对影片史实部分表示认可，电影学者则为影片类型化、电影化的努力表示赞叹。

研讨会现场 钟菡 摄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表示，几年前跟随影片监制黄建新拍摄《1921》时，就听到他反复强调，“不管多么伟大的题材，首先得是好看的电影”，“《孤星计划》创作团队用各种努力和尝试让校史题材电影化和高度类型化，让年轻观众穿越到100年前找到共情的连接点。”

生动反映红色学府与大革命时代历史

电影《孤星计划》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李一民（王源饰）、丁梦华（张雪迎饰）等一群有志青年为掩护重要人物撤离上海，与强敌展开一场智谋与勇气的生死搏杀的故事。这些年轻人的原型是百年前上海大学的师生，电影中的“孤星社”也在现实中存在。影片于12月7日上映，当日就来到上海大学路演，电影主创团队与观众分享影片的创作过程与幕后故事，电影中的革命青年也与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实现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2月22日0时，电影票房已突破1亿元。

“目前各界都已公认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自创办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介绍，上大高度重视校史研究工作，并取得优秀成果。影片《孤星计划》中部分场景是在上海大学复原的老校舍取景拍摄，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上海红色资源和上海大学的红色资源，对于推动观众更好了解革命历史、感悟上海红色底蕴具有积极作用。

电影《孤星计划》

电影《孤星计划》

作为一部题材特殊的影片，《孤星计划》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创作，也得到了党史、校史专家，以及原型后人的认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吴海勇认为，影片生动反映了一所红色学府与大革命时代的历史关联，许多情节与历史有一定的对应性，影片同时也具有相当的观赏性，“这是历史题材电影向虚构创作的攀升，也是创新努力的拓展。”

上海大学教授胡申生去影院观影时，发现现场都是年轻人，“连我这个长久不进电影院的老年人，都被深深吸引。”他认为，影片艺术、立体、生动地展现了上海大学这段难忘的历史，也给校史研究者提供很好的观赏视角。

电影《孤星计划》

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吴铭对电影中丁梦华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们不能自己选择过去，但是我们能选择我们的未来”；他还发现，电影中使用的密码本《悲惨世界》有一版中文翻译叫《孤星泪》，也与“孤星社”的社团名字暗合。“对上大师生来讲，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有很深的代入感。影片深度诠释了真实的力量，我们看得心潮澎湃，也正是因为真实。”

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周大根烈士之孙周亚南已经三刷《孤星计划》，他的爷爷周大根也是上大早期先烈，牺牲时只有32岁。在观看电影时，“中国孤星社”成员糜强文浩烈士侄孙糜强觉得，“叔公的斗争生涯好像就在我眼前。他1924年进入上大学习，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时年仅26岁。电影完美再现百年前热血奋战场景，使孤星精神得以弘扬。”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认为，《孤星计划》为当下学生教育提供了良好素材，百年前孤星社成员的精神与信仰依然可以激励当代上大师生，也是这部电影留给上大的宝贵资产。

让新主流电影与年轻观众连接

《孤星计划》自上映以来收获诸多好评，许多人对故事中的反转和结局感到惊喜，有网友表示：“有一些反转让人意想不到，回头看其实处处都是细节”。除了谍战戏的精彩呈现外，影片中青年群像的展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电影中的青春热血与牺牲奉献感动了许多当下年轻观众。正如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斌所说，《孤星计划》延续了上海电影对党史电影的优良创作传统，创造了新主流电影的新面貌。

“观影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影片所做的电影化的努力”，郑大圣认为，从剧作建构到光影、演员选取、节奏剪辑等，《孤星计划》都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使之类型化。“电影是一个大众媒介，它要直接面对观众，观众不是来电影院上历史课。《孤星计划》里扑面而来的是百年前年轻人的青春热血，观众自然而然地被他们改变旧世界的信心而感染。”

《孤星计划》主演王源在上海路演现场

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看来，影片找到了惊险片的类型，成为红色历史影视化探索的成功案例。“中国红色电影一直有惊险片的类型经验和传承，比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永不消逝的电波》《51号兵站》等都是用惊险片的样式，有激烈的敌我冲突，有高度的悬念，所以能紧紧抓住观众。”与此同时，影片讲述早期革命者的青春和信仰，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也给当下年轻人输送正能量，带来价值观、人生观上的启迪。

“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非典型红色电影。”上影集团导演朱枫注意到，在色彩造型上，导演徐展雄对红色做了特别的渲染和夸张，以刺激观众的视觉情绪。“电影里红旗、标语中的红色都是经过设计的。近40年前黄建新导演拍《黑炮事件》时，也用了大量红色的设计。形式必须是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怎么产生、表达，就靠我们的艺术家在细节、意象方面的设计。”

据灯塔专业版统计，2018年2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占比38%，如今只占21%，“但不管怎么样说，2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仍然是今天电影观众的头部，仍然是我们需要花大力气争取的主体观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监事长李建强认为，现在创作的核心问题就是作品和观众的关系问题，红色电影进入传播领域之后，也必须要符合市场规律，必须要和主体青年观众产生心灵上的沟通。“影片集中凝视百年前这一代同龄人的信仰和理想，他们的热血和担当，更容易和当下青年产生一种共鸣和共情。”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程波认为，《孤星计划》在主流类型、史实和当代青年的结合，在叙事和审美价值、情绪价值的结合上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今年的电影票房尽管总体不理想，但有许多像《孤星计划》这样的电影，用自己‘孤星’一样看似孤立、微小的努力，照亮中国电影的星空，让我们看到了电影的韧性。”

监制黄建新在上海路演现场

制片人任宁在上海路演现场

导演徐展雄在上海路演现场

“为了《孤星计划》，我们整个剧组工作了整整3年，想拍出不一样的红色上海。”导演徐展雄介绍，剧本数易其稿，因为片长和类型化取舍，许多情节设计只好搁置，但他们在收集资料时发现，红色上海的故事是源源不断的，是丰富的，也是五彩缤纷的，“希望关于上大的故事，关于红色上海的故事能不断被我们拍下去，拍出更多优秀作品来。”在资料搜集研究的大半年中，制片人任宁也深刻感受到上海影视制作人应有自己的使命担当，“上海是流淌红色血脉的光荣之城，我们有使命把红色文化展现在大银幕上。”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也被这些百年前的年轻人所感动，希望能通过类型化的影片，唤醒当代年轻人和百年前年轻人的同频共振。

影片监制黄建新也对电影如何做好与观众连接上深有感触，“碎片化时代，巨量的信息逼着人们要在短期内做出时间选择，电影要变得和观众的关系极为密切，要思考怎么拿到观众的时间支配权。”他认为，《孤星计划》对此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也为后续创作总结了经验，“上海有很多好的故事，我们公司三次元影业也在上海，希望以后能再为上海拍出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