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谷邨是静安寺地区著名的新式里弄，一期建成于1933年，占地22.62亩，由华信建筑事务所设计、顾炳记营造厂承造。除沿街带铺户的二层楼房外，弄内共有三层洋房105幢，1号至127号门牌有住户96家。

愚谷邨地处越界筑路地区。俞仲蔡等十余户因地属华界，不愿向工部局监护处支付房捐。工部局调查后认为，弄内住户不遵照章程纳付房捐，欠款累计达35000元，遂用书面方式通告居户：

兹定自1937年3月10日起，将该处房屋与本局沟渠之联接，以及愚园路、地丰路及静安寺路之直接交通一律隔断。

3月11日早晨，工部局中西警捕带领100多名工人，将北端愚园路、东边地丰路和南面静安寺路几个出入口的大小铁门一律用锯木打桩钉断，上部还安装了铁丝网，不准各户居民与车辆进出。

工部局工程处派大批工役分乘汽车驰往，将阴沟及卫生粪管如数撬掘，使居民家中的粪便、秽水无法从管道流出，并扬言各居户再不纳捐，自来水、电流及电话等也将停止供给。

该地所属曹家渡警察分局闻讯派来大批警士以维护弄内秩序，并将情况迅速上报总局转呈市府。市府俞鸿钧秘书长接报，即向工部局提出严重抗议。

在愚谷邨被封锁的日子里，各方人士都在发挥作用。但最值得关注的并非“走关系”“行侠义”的老人老办法，而是在这一事件中“日益成熟起来的自治力量与法律意识”。

据《时事新报》报道，事件发酵后的第三天，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第34区（静安寺路分会）召开紧急会议，莅会住户代表等50余人公推张一尘等为主席团，并推出代表叶少英、刘绪华向市府请愿，要求克日除去障碍物等。

有律师还对工部局提起控诉，请求领事团立将工部局持续错误行为加以纠正，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声明保留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工部局不愿使事态扩大，遂与对方谈判和解，酌贴律师损失费300元。

张志让律师在《立报》上撰文指出，当然的结论是要把越界筑路地段的一切行政权统统交出，并将一切公用设施撤除，恢复越界筑路以前的状态。倘若反把交通堵塞，那就是滥用权力。由此，事件逐渐聚焦到越界筑路的法理治权问题。

研究显示，工部局一度越界筑路56条，总长116157.8米（不包括长度不明的麦根路与安和寺路）；公董局一度越界筑路34条，总长48513.9米。

到1930年，越界筑路区域面积共计47540亩，俨然成为“准第四界”。其间，工部局、公董局设置巡捕对道路进行管理，还竖立电杆、钉定门牌，并向沿路居民征税。

据《立报》介绍，工部局在界外道路上施行征税权等，所征税被称为特捐或特税。如以界外道路所包围地带的面积计算，至西计45840亩，北计1700亩，共47540亩。

越界筑路之后，当局未能进行交涉，筑成后也不想法挽救。等到想起去交涉之际，却要费不少的周折，“谈判了又停顿，停顿了又谈判”，没有结果。

据说，由于越界筑路的关系，某国人时时想在上海单辟地界。此事虽未实现，但其已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带获得了警察权。

在俞鸿钧秘书长（3月23日代理上海市长）与工部局总董安诺德、总裁费信惇多次交涉后，解决办法终于商定。不久，工部局将地丰路、大西路、愚园路各铁门原有一切障碍物完全撤出，并将沟渠下水道开通，一律恢复原状。

从愚谷邨事件可以看到，当时上海社会舆论环境的民族意识、法治意识、市民意识有所增强。

《南报》评论认为，查越界筑路一事，违背条约，形同窃夺，本一再交涉制止，徒因连年国难严重，政府无暇。过时追究，所以迁延至今，形势反变本加厉了。

房捐是地方治安费的一种，中国人在中国辖境内居住不受外人的保护，根本没有缴纳房捐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便是应当缴捐，而居民抗拒命令，也应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寻求合理的解决。”

《立报》的“本报特写”更为深入：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大一点，即可发现除了警捐问题外，如越界电话问题、警权问题、水电问题、工厂检查问题、禁绝烟赌问题、征收所得税问题，哪一个问题不需要马上解决？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维护主权的表态比较及时。但在具体执行上，碍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策略上显得“小心翼翼”、底气不足。愚谷邨事件还让人们关注到了当时日本对上海的狼子野心，并将舆论引导到“收回主权”的呼声上。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