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从部队转业的小崔进入《解放日报》，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在《解放日报》工作的过程中，崔益军拍摄了以人物为线索的《文艺大家》、《院士风采》、《黄浦名师》等系列人物摄影作品，结集成书，举办展览，为90年代崛起中的上海留下了影像。

2023年5月23日，上海黄浦区三山会馆，以《城市与人》为名，崔益军的旧作重新集结，以光影致敬流年，将许多人又拉回到了那段朴素又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位早在2001年就荣获“全国百名德艺双馨文艺家”的上海摄影家，长达数十年创作生涯的故事也远非一场展览可以穷尽。在展览现场，与他展开了一场对话。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以人物摄影作为专题拍摄的方法？这些人物照片的表达共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崔益军：无论是文艺名家，还是院士系列，还是名师系列，我用的都是一种我理解的人物摄影的方式。这和传统新闻摄影的拍摄方法不同，未必是反映一个事件性的现场；和一般意义上人物肖像摄影也不同，不是单纯刻画一个人物的形象和表情。我拍摄的人物系列，希望能够带到场景，尤其是生活场景。

文艺名家在台上，银幕上，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院士们则依靠自己的才学，改变了专业领域的格局，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些人当然都是身披光环的。但是我为这些人物进行拍摄的时候，是想要尽量进入、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与水兵在一起的白杨。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表现他们的这一面？

崔益军：在过去采访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尤其老一辈的文艺名家，他们身上有非常随和、平易近人的东西。所谓的德艺双馨，德与艺是分不开的。

秦怡与儿子。

你看这些照片里，有秦怡给自己的儿子洗头，有乔奇捧着报纸，背后是玩耍的孙子，还有已经一头白发，在家里爬窗的“老顽童”牛犇……这种和舞台上角色的反差感，我觉得可以告诉读者，其实他们在生活中和我们并无不同，这既亲切，也让人感到佩服。

“老顽童”牛犇。

而我采访拍摄的这108位院士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和科研条件，过十分清苦的生活。我记得我采访的第一位院士是叶叔华老师，她是天文学家，中国第一位女性天文台台长。

我到她家去，她的丈夫程极泰也在家，也是一位大学者。他们家沙发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底——弹簧是坏的。我给叶老师和程教授拍合影，陈教授搬来一把椅子，结果底座也是坏的，他就在那里捯饬，要把底座给旋到座椅上。

叶叔华与程极泰。

他修这个椅子的过程，叶老师坐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我抓取到了这个瞬间。

90年代，不夸张地说，我家里的装修和条件都比叶老师家好得多。他们其实并不是没有这个条件，我觉得还是人生境界。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里，乐此不疲，这些物质的东西显得无关紧要。

在院士系列的照片里，可以看到王振义骑着一辆自行车下班，吴孟超坐在争分夺秒吃盒饭的徒弟当中喝水休息……所以为什么要拍这些名家生活中的一面，因为他们的朴素和为科研事业作出贡献之间形成的反差，可以形成一种因果自洽的关系。

血液学家王振义。

上观新闻：进入到这么多名家的生活中，这种拍摄方法想想都不容易，《解放日报》记者的身份是否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崔益军：记者身份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敲门砖，没有《解放日报》记者的这个身份，接触到他们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和儿子在一起的王汝刚。

但与此同时，拍摄这些系列其实也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个电话，一个招呼，一个通知，名家们就会开放自己，让你拍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采访张瑞芳和谢添。最早认识张瑞芳完全就是一个巧合。我去无锡采访一个文艺活动，回程的火车上遇到了谢添老师。我介绍自己是《解放日报》的记者，问他去上海此行是什么安排？

谢添回答我说，他和张瑞芳到上海，看几位他们的老朋友。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

当时张瑞芳老师压根不认识我，就很犹豫了，问我：“我们是私人家访，你一个记者跟着，是不是不大合适呀？”

我回答她说：“去见老友，我给你们拍一些照片，作个纪念可好？”他们就答应了下来。

张瑞芳与仲星火。

下火车，我和他们约好1点从瑞芳老师家出发。其实我12点半就到了，就怕错过他们的车。

我跟他们挤一辆车，去看老演员吴茵，这时候她已82岁高龄，卧床行动不便了。谢添在楼下大喊：“大姐我来看你了！”

吴茵让家人扶她起来，见到谢添说：“来给我亲一下！”他们就在对方的嘴边亲了一口，这样的场面被我抓取下来，你说哪怕是表演，都未必有那么真切的情感，对吗？

吴贻弓。

我再举一个院士采访的例子。我拍了108位院士，后来在上海图书馆开馆的时候做展览，有70多位院士都跑来看照片，还有的在自己的照片前留影。可是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

他们最早都是叫学部委员，当时刚刚改名叫院士。我问很多人，都不知道院士是什么概念，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用影像让更多人认识这个群体，是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谈家桢。

不夸张地说，这么多人里，大多数人在一开始都是拒绝我的拍摄的。

我的理解，这些科学家都是十分质朴低调的人，研究工作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拍什么照片呢？可越是这样，我越对他们充满景仰，我就想各种办法来争取接触到他们。

我去采访马在田院士，一开始通过别人传话，马院士婉拒了我。我就想了个笨办法，到他同济大学的办公楼下等他上班。遇到他以后，我介绍自己是《解放日报》的记者小崔，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去他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我就开始按快门，马院士问我：“你这是拍什么呢？”我说，你办公室的这些桌椅，条件还不如一个乡镇企业，我看了很感动。马院士哈哈大笑，随即带我去他们的机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好条件，都用在科研上。”

马在田。

这次的拍摄和马院士交流得特别愉快，临别的时候马院士问我，其他在同济大学的院士拍得怎么样？

我说，我还不得其门而入呢！马院士很爽快地跟我说：“来，我带你去，让他们配合你的拍摄，你是个很有趣的记者！”我想，真诚和善意的沟通，是与记者身份同样重要的另一块敲门砖。

吴孟超。

上观新闻：您的不少作品都得了奖，办展之后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您的这种拍摄的视角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

崔益军：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得奖的事，就是觉得这些人物该记录。你看看无论是文艺名家还是院士系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已经故去了。从当时拍摄的时空背景来说，用“抢救”来形容这种拍摄并不为过。不少老艺术家、老专家，我都是在病房里为他们拍摄的，甚至有的人在我拍完几天就离世了。

病房里的张乐平。

之前也有人问我，这种拍法是什么流派，受谁的影响。老实说，当时我连布列松是谁都不知道，徕卡相机也就更别谈了。我们进报社，就是国产的DF相机（海鸥牌），乐凯黑白胶卷，我身上也会备一些自费购买的彩色胶卷，就这样自己一点点琢磨出来，最有感染力的表现方式。

今天的摄影师技术很复杂，很高超，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但是话说回来，拍摄过程的这种进入、坚持、韧性，表现场景的那种叙事的真实，是照片最具核心价值的东西，这个原理是不分国界，也不分流派的。

黄宗英。

上观新闻：这次您展出的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时拍摄的几个系列专题作品，后来在《申江服务导报》工作，您还完成了大凉山的孩子们，汶川大地震等很有影响力的系列，退休以后您还一直进行摄影创作？

崔益军：我退休以后开玩笑说：“要向艺术进军！”然后开始了从南极到北极，各种自然、地理、人文题材的旅行摄影拍摄。这个过程里，我对光影，色彩，构图不断地进行雕琢，但到最后我发现，能够点亮照片的，还是大场景中那个存在的“小人儿”。照片的叙事性，就是依靠人的肢体，神情来进行传达的。越拍到后来我越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新闻记者的经验会在自由的创作空间里持续发挥作用。

上观新闻：接下来有何方向？

崔益军：作为本地媒体的记者，关注、记录上海的城市变化是本分，也是责任。这次展览，记录的是过去的上海，通过这些名家、大家，我希望用他们的身影和故事，部分地来叙述和解释，今天的上海从何而来，尤其让下一代了解这座城市艰辛又辉煌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而关于今天的上海，我还是在持续性的记录，我现在还是用黑白的影调来拍摄，记录光影中上海的简洁纯粹之美。但是这批照片目前还在持续拍摄、整理。很多人都说，老崔你可以赶紧把新东西拿出来办展了！可是我觉得还没到时候。等到形成系统的、有说服力的系列的时候，我想才是为新作品办展览的时候。

另外一个方面，我现在对动物摄影也挺有兴趣。其实当你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动物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把动物当成人来拍，也是新闻摄影师的一种本能在驱使，每一次旅行，带一点片子回来，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上观新闻：您对现在工作的摄影记者有什么话想说？

崔益军：我是为今天呈现过去，为明天记录当下，这件事情依然是我们摄影人最重要的命题。这个国家巨大变迁与进步的脚步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永远会有好的题材可以挖掘，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