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始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过去十年来，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没有像部分学者设想的那样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化。由于新一轮创新对数据、城市应用场景这些新资源形式的高度依赖，政府角色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华为在崛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小心地与政府保持距离，这并没有妨碍它快速成长为国际化大公司。但在数字化时代，连初创公司的创新过程也很难绕开政府的角色。

华为总部深圳坂田基地 视觉中国 图

政府在科技创新中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同程度地出现。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强化了政府介入科技创新的过程，这是世界科技创新史上前所未有的态势，而这种情形在大国竞争分出胜负之前都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政府加强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得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握不好就可能变成低效率和巨大的资源浪费。既然科技创新的新形势让政府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去冲锋陷阵呢？很多时候政府确实这么想，也正在这么干：政府谋划、规划各种科技计划并亲自下场推动。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在中国新一轮科技创新中，政府不仅不应该亲上火线，而且应该后退半步，去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在中国，官、产、学（研）三大板块中，产、学（研）部分的联结始终不够顺畅，官、学（研）互动最为密切。但官、学（研）的密切互动不仅没有促进产、学、研的良性循环，反而衍生出很多问题，包括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科研板块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性。

政府如何才能扮演好科技创新推动者角色？遵循一些最朴素的逻辑就能避免犯大错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承认科技创新是一件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来操作专业的事情是效率最高的方式。就像战争得依靠将军和士兵一样，不能让老百姓去炸碉堡、堵枪眼。就科技创新这件事来说，公务员不是将军和士兵，公务员冲锋陷阵的结果是将军和士兵无所适从，中国科技创新这么多年缺少攻占科技成果金字塔的英雄人物，其中部分原因是公务员抢戏，让科学家、企业家沦为配角。

在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各环节中，“科技计划”是公务员最应该后退的一环。中国恐怕是全世界科技计划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但这种碎片化的科技计划的运作方式却并不是由科学家、企业家来决定的，它基本上是由处长、科长组织几个专家确定下来的，这些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很难得到保证。这些计划制定的基本套路是，先看美国人、欧洲人在做什么——美欧没有做的事情很难纳入到计划，这就注定了很多计划是抄作业。

科技计划其实是科技创新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研发环节，只有让专业的人来制定计划才能发挥对创新的拉动作用。我们来看看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一个科技计划的研发过程：

1、定义需求，当时的需求就是要防御苏联的来袭导弹。

2、设计技术方案，DARPA的科学家提出一个设想“利用地球磁场引力，在大气层上方造成某种由高能电子组成，类似天穹的防护盾”。

3、验证技术方案，DARPA不惜动用4500名军人，花费巨资验证了技术路线的合理性，由此奠定了科技计划的底层逻辑。

4、形成资金计划。在这样的步骤下形成的科技计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每一个计划项目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环节。

很明显，DARPA科技计划的高效率源自专业化的科技计划管理模式。当然，这不一定是制定科技计划的标准模板，但如何定义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研究路线图是必要的步骤。而我们目前由非专业人士操作的科技计划，很多情况下，不是计划激发了创新，是计划刺激了机构和企业申请资金的积极性。政府通过税收把钱从企业收上来，用这种不经济（中介和管理会耗散掉一部分成本）、不科学的方式支持创新，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前沿》的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其实这部分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公务员之所以需要尽快从科技计划中后退半步，还因为现行的科技计划管理正在对中国科技创新造成衍生的伤害：围绕这些碎片化的科技计划中国滋生了数十万的评审专家和中介公司，这是一个恶质化的生态，一个科研的江湖，不仅耗散了纳税人的钱财，还对创新文化、产学研合作造成持续伤害。近年来，随着公务员合规管理的迅速强化，对公务员的延伸审计也通过科技计划传导到科研机构和企业，让本该争分夺秒冲锋陷阵的将军和士兵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应对各种检查、评价，已经有很多人把申请政府的科技计划视为畏途。

让公务员从科技创新中后退半步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监管方式变化正在导致公务员的“安全生产”心态。公务员系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从过去开拓、创新优先的管理转变为合规优先的模式，公务员监管部门深入到政府日常工作中已经成为常态。这种管理模式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方式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科技创新面对的始终是新的事物，旧的规程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技术、模式、观念带来的改变，这与公务员监管部门基于刚性的规则和过去的经验来进行管理的逻辑产生了冲突，对公务员而言，意味着做多错多。过去我们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一事一议解决问题、问题导向的制度创新）都被各级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在出台关于科技创新的文件时，热衷于创造科技创新排比句，回避解决问题。而在资源配置环节，倾向于把资金给到体制内机构，民营机构和研发型公司获得支持变得越来越困难。

公务员后退半步，实际上是通过降低科技管理重心来规避现行做法带来的弊端。类似的做法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基本是在政府主导下，按照科技创新的规律和要求来设计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让科学家来负责这些机构运作，独立决定科技资金的分配和科技计划的制定。美国的DARPA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仅用军方1/3的研究资金，激发出了一系列影响全世界的颠覆式技术创新成果，其效率让人惊叹。

在今天的中国，政府降低科技管理重心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除了让专业的人来主导科技创新，让事情变得更有效率之外，它有利于激发科学家自由创新的积极性和自信心。此外，降低管理重心可以有效规避公务员当下的监管模式被植入到科技创新的管理当中，这套监管方式与科技创新的规律严重不符，可以通过降低管理重心来设计新的科技创新监管方式和评价方式，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拉动源头创新。

（作者周路明系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科协原主席。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扶持了一批顶尖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