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朱鹮 赵纳勋摄/光明图片

红外相机拍摄的在草甸上玩耍的雪豹母子 光明图片

正在过河的野生大熊猫 胡万新摄/光明图片

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二郎山红岩顶与贡嘎雪山 蒋红阳摄/星球研究所/光明图片

从青藏高原东缘，沿着横断山脉往北延展到秦岭，是一片狭长的地带。南北跨度700多公里，海拔落差5000多米，这里的亚热带和暖温带山地生态系统庇护了以大熊猫为代表的8000多种珍稀野生动植物。

2021年10月12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向世界宣布：大熊猫国家公园等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地跨川陕甘三省，纵横岷山、邛崃山、大小相岭山系，大熊猫国家公园把过去各个相对独立的保护“岛屿”串联了起来，共同构筑起大熊猫的“保护伞”。

然而，保护大熊猫的意义早已不止于大熊猫本身。在大熊猫的“伞护”效应下，这里的生灵将得到一片更为完整、连续、广阔的家园。

野生大熊猫以“隐士”著称，行踪隐秘，警觉性极强，因此见者寥寥。但就在前不久，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的一位村民却在山路上偶遇了一只下山玩耍的野生大熊猫。2021年以来，这样的偶遇越来越多——三官庙管护站巡护人员已目击4场“比武招亲”；卧龙片区监测队员一天之内目击到3只野生大熊猫——这是野外偶遇大熊猫频率最高、数量最多的一次记录。

从难以相见到频繁邂逅，背后是肉眼可见的保护成效。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的监测发现，整个国家公园范围内，野生大熊猫的独立探测次数明显高于以往；DNA个体识别也表明，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它们扩展着活动范围，被人类遇见的概率自然大大增加——而人们友善的保护意识，也让动物能够离人更近。”

种群的壮大，有赖于基因的交流。岷山山脉地跨川甘两省，拥有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而分布在岷山北部的黄土梁大熊猫基因交流走廊带，正位于两省三县接壤处，贯通着岷山和秦岭两大山系。目前，已有530余只大熊猫通过这个关键的生态廊道节点。2021年3月，科研人员在黄土梁大熊猫廊道用手机记录到了野生大熊猫雪中漫步的珍贵画面。

同样在岷山的土地岭大熊猫廊道，则连接着虎牙和九顶山两大大熊猫种群，也是岷山许多野生动物南来北往的唯一生命走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为垦殖和茂县至北川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人为活动，致使该区域的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低海拔的原始阔叶林带已被农耕地替代，大熊猫等野生动物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种群隔离、遗传多样性丧失甚至物种绝迹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土地岭为中心的一条宽2至4公里、长23公里的“人”字形大熊猫走廊道逐步建成，将大熊猫栖息地连成一片。2020年8月，研究人员成功拍摄到了大熊猫在廊道中吃竹子的身影。

国家公园内的大相岭和小相岭山脉，分处四川雅安与凉山州境内，共同面临着大熊猫种群孤立的危险。

2015年发布的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报告显示：大相岭山系共有野生大熊猫38只，小相岭仅有30只，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为贫乏，种群生存形势极为严峻。两地大熊猫孤立小种群的保护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在学界，野化放归被认为是增加孤立种群遗传多样性、解决大熊猫栖息地“碎片化”最快捷的手段。早在2009年，邛崃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泸欣被首次移居到了栗子坪，成功与当地种群交配产崽，证实了异地放归计划的可行性，也点燃了复壮孤立小种群的希望。

“我们致力于大熊猫科研的目的，就是保护与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当下，圈养大熊猫繁育技术取得长足进步，能为野生种群的补充给予支持。”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介绍，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卧龙核桃坪、天台山和都江堰3个野化培训基地为基础，建立栗子坪、大相岭两个野化放归基地。作为大熊猫小种群复壮的重要科研支撑，目前正在其中进行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就有10多只。

2017年，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八喜、映雪在栗子坪麻麻地被放归。放归的4年里，GPS定位时不时传回它们的踪迹。科研人员表示，正期待着得到它们野外带崽的消息。

此前在国家公园试点期间，一个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共同筹建的“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复壮研究开放实验室”已在栗子坪建成，并投入使用，主要从事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大熊猫野化放归监测的科学研究。这项研究为小相岭大熊猫建立了个体DNA档案数据库，目前，通过野化放归，已为小相岭种群先后补充了8只大熊猫。

“硕大的金雕竟然抓着一头小猪在天上飞！”这样神奇的场景在岷山时常发生，还有扭角羚在草甸集体“走婚”，黄喉貂围猎小麂.....最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近期在高山区域首次采集到狼和雪豹的影像，确认了大型食肉动物在岷山分布或回归。

生物学中，伞护种是指某一物种的生存环境需求能涵盖其他物种的生境需求，在对该物种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能为其他物种提供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对熊猫的保护，其实也在“伞护”着这里的其他生灵，对那些顶级捕食者也不例外。

金钱豹与大熊猫的栖息地高度重叠。然而，一度的人与动物冲突，使我们对豹的大多数目击记忆停留在了20世纪90年代初。

2020年7月，放置在卧龙海拔4000米处的两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一只雄性金钱豹的影像。迄今为止，邛崃山系也先后拍到两只金钱豹。

“豹种群在邛崃山脉有慢慢恢复的迹象，同一台相机还多次拍到雪豹的身影。两种大型食肉动物同域共存，侧面反映出长期有效的保护管理让邛崃山有着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说。

邛崃山不仅等来了金钱豹的回归，淡水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捕食者——欧亚水獭也在2019年春天“踏水归来”。邛崃山不仅是大熊猫模式标本的诞生地和大熊猫保护科研的发源地，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大熊猫野化培训基地和绿尾虹雉人工繁育种群地。

如今，国家公园大熊猫分布区内还分布着豹、雪豹、狼、豺等大型食肉动物。其中，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邛崃山系中心的卧龙，更是目前大熊猫分布区中唯一一个保留有全部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地区。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同样致力于这些大型食肉动物种群的恢复与长期发展，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行系统保护规划。

从保护管理到生态系统治理，从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整体保护，践行生态文明体制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正撑起一片万物和谐共生的新天地。

能在大熊猫栖息的森林中旅行，恐怕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设想一下：高大的冷杉树上垂下条条松萝，清澈蜿蜒的溪流中倏忽而现细鳞鲑和山溪鲵的身影，连绵的木竹和箬竹长满平缓的溪谷，然后在接近山脊的位置被更加坚韧、耐寒的箭竹所替代，几只大熊猫安静地生活在茂密的竹林深处……静立在这样的“熊猫森林”中，能给亲近自然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很幸运，从2005年开始，我有机会在这个东起陕西秦岭、西至甘肃和四川的“熊猫森林”里工作，追踪野生动物数量和栖息环境的变化成为我们的职责。当这片森林栖息地成为我国首批五个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时，我心中的长久期待终于变为现实——当然，更多的还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困难挑战。

大熊猫国家公园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广袤。这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国家公园，超过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覆盖了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87.50%和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70.25%，至少641种脊椎动物和3446种植物在此生存。相关研究显示，投入大熊猫保护，可以带来价值可观且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大熊猫为目标物种的保护投入，可以惠及与之同域分布的其他大量野生动植物。虽然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单一旗舰物种大熊猫命名，但如此大的面积意味着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拥有更多机会来留存山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范围大、涉及地域广，也给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原有的67个自然保护区中，既有管理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也有低级别、缺少资源的其他机构，还有50个国有林场、15个森工企业、3个省属林业局，要想协调、整合和统一管理，谈何容易？再比如，在超过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熊猫分布在一些孤岛状的栖息地斑块上。相关研究发现，近年来大熊猫重引入项目的顺利实施，为部分隔离小种群的复壮与种群间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从长远来看，恢复孤岛状破碎化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仍然充满挑战。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发现，不同的野生动物存在不同的栖息地需求，例如亚洲黑熊和林麝等需要更独特的保护方案，以维持长久生存。尽管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初衷是更好地整合自然保护区，在更大尺度的国土空间上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功能，但从美好的愿望到落地的统筹管理方案，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创新。

大熊猫国家公园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共存”。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把人类活动隔离在保护区核心区以外，但大熊猫国家公园既包括野生动物栖息地，也包括社区、村庄、公路和其他人类活动区域——这样的设置可以实现人类和生物多样性共存，更好地贯彻自然保护和经济建设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我们切实看到保护大熊猫对周边村民生活水平的促进与改善。例如，随着节能灶、沼气池等清洁能源被引入当地社区，人们减少了对薪柴的砍伐；在大熊猫栖息地社区，逐渐开展中药种植试点和新式养蜂产业，生产的绿色产品被直接送到成都、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超市专柜出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院士团队的研究表明，大熊猫保护工作每年的投入在2.5亿美元左右，但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价值每年可以达到26亿至69亿美元，是保护投入的10倍。这一结果说明，通过对大熊猫的保护，我们有机会使千万共生于这片水土的生命共享利好。

相关研究显示，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社区人数多、贫困程度相对较高，园区内及周边居民采集薪柴、散放家畜等仍是大熊猫栖息地重要的干扰类型，很多生产活动存在涉及面广、人群贫富差距大、缺乏其他替代生计等问题。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系列研究揭示，无论是旅游或施工建设，还是散放家犬，都显著压缩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未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关键挑战，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协调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找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大熊猫国家公园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奉献”。在十几年的大熊猫研究中，是向定乾、罗春平、李贵仁、沙马牛布这些保护一线工作人员拉着我，蹚过溪流、穿越密林，完成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的野外工作。以他们为代表的自然守护者，日复一日地顶风冒雪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将野生动物监测、反盗猎、反盗伐、防火、森林抚育等工作扛在肩头。时光荏苒，他们在慢慢变老，而新加入巡护、监测的年轻人却没有得到足够补充。此外，在现行的人事招聘、考核与管理制度下，获得正式编制有难度，导致不少常年奋战在荒野的户外工作者还是临聘或非正式人员。一方面，我希望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待遇；另一方面，我也担心投入和回报不对等，会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国家公园的长期建设成效。

未来仍然有诸多挑战，面临气候变化等大尺度环境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我相信大熊猫国家公园将对园区内的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群、栖息地恢复与修复实现长远有效保护，最终支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王放，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