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大家谈|最好的房子在哪里?老上海人都知道,必须走到弄堂最深处

2021-12-10 07:32:01 作者:夏斌 来源:上观新闻

「近代上海何以复杂多元」

上观新闻:近代上海有很多标签,如“东方巴黎”“冒险家乐园”乃至“魔都”,还有很多人会想到外滩、旗袍、跑马场、歌舞厅等。近代上海何以如此复杂多元?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一直是复杂多元的存在:就城市空间而言,有“三界四方”之说;就人口结构而言,不仅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移民,还有外国侨民;就教育而言,有政府设立的官办学校和民间设立的私立学校,也有教会学校、外侨学校;就文化而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以及欧美文化、犹太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等。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摩登与草根,繁荣与贫困,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斑斓错杂的画卷。

因为复杂多元,不同的人看到的上海往往天差地别、褒贬互异。这种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混杂性,构成了近代上海的传奇性魔力,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试图去走近它、认识它、解读它。

包亚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无论是“东方巴黎”,还是“冒险家乐园”,大体都是充满异域诱惑的神奇世界与声光化电的云集之所。包括外滩、旗袍、歌舞厅,或者煤气路灯、西式旅馆、电话、电车、自来水,这些元素虽然复杂多样,但都指向了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中分析过的两个关键词:“感性”与“世界主义”。

近代上海的“感性”,与物质世界的浮华和炫目密不可分。这种“感性”既渗透到印刷文化、电影里面,也弥散在咖啡馆、舞厅等场所,甚至潜入作家文本与内心世界之中。

“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词,不仅因为近代上海持久而强劲的开放姿态,还因为“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是左翼和右翼文化阵营都能够接受的立场。这种开放和向外看的“世界主义”态度,跟民族主义也不冲突,因为最终目的都是想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与价值系统。

李欧梵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鲁迅和卡夫卡是同时代人,但鲁迅从来没有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鲁迅。然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卡夫卡的文学影子。

20世纪30年代上海贡献的一些现代主义的文学文本,虽然没有和欧洲同时期的现代文学进行交流,却同样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复杂多元影响,正是以如此生动有趣的方式,激发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潜力和文化活力。

上观新闻:可否说,海派文化是一种变外来为内在的文化?

周武:确实,近代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丰富形式,但也有意识地将其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色。

包亚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是在江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这使得海派文化既有江南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开放性与创新性,是海派文化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是上海自成一体的独特品位与精神气质。可以说,这体现了上海文化的主体性色彩。

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更确切地说,西方文明传入不是海派文化形成的唯一原因,海派文化的基础是江南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的开放包容基因。一方面,包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进入,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另一方面,国内大量移民的迁入,也把不同的区域文化带进上海。

多种因素的作用,使得上海得以将江南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务实致用基因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中心。也正是在各种文化的激荡中,海派文化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海派文化如何吐故纳新」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在孕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有代表性的人或事?

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员):追求时尚、兼容并蓄,是海派文化孕育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它反映在建筑上,便是多样风格兼容的海派建筑;在戏曲中,既有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南派京剧,又有以机关布景为特色的海派京剧;在文学上,上海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鸳鸯蝴蝶派的活跃场所。

周武:海派文化由最初的一种艺术风格演变成为一种都市文化类型,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领军人物,如王韬、马相伯、吴昌硕、张元济等。

拿张元济来说,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大力译介西学、传播新知新学,又注重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力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他坚守民间立场,以开放包容的精神超越中西文化之争,既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质,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海派文化在书画、戏曲领域也很突出。近代上海,集聚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他们以市场为导向,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革和创新。他们的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一帜,形成“海上画派”,代表者有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和蒲华等。

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讲究唱腔韵味,重在听,重在欣赏。到了上海,一方面出于语言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舞台布景、服装和道具的现代化,开始重机关布景、舞台打斗。其中,周信芳以扎实的京剧功底和锐意的创新精神,独创出一种变沙哑为苍劲浑厚的独特唱腔,成为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

上观新闻:老一辈说某某人很“海派”,有这个人不太靠谱的意思?

包亚明:这也许和海派京剧有一定的关联。清末起逐渐形成的海派京剧,对于新鲜事物非常敏感,强调革新创造性,但偶尔有华而不实、追求噱头的商业化倾向。相关的一些评估,不妨视为对“华而不实,肤浅庸俗”作风的警醒。

周武:真正的海派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前进方向。这种精神特质,不仅体现于庞大的文化遗产之中,还内化于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我曾经看过一段视频,一位90多岁的上海“老克勒”居住在仅有33平方米的房子里,却能把相对逼仄的居住空间布置成舒适、高雅的居室。既愉悦自己的人生,又不妨碍他人的舒适,正是“海派”宝贵的气质和风格。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当“海派”进一步沉淀下来,打破了旧传统、建立了新传统,就是一种风格、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品质。我认为,“海派”的本源就是“承认传统—不安于传统—再造传统—成为传统”。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具体是如何吐故纳新的?

毛时安(文艺评论家):一位知名作家讲过,上海人“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这种“奇异的智慧”,表现为对吸纳各种新鲜文化要素的敏感。通过吸纳和消化,产生新的文化形态,继而从上海扩散到全国,如交响乐、芭蕾舞、油画等。

上海人对新鲜事物具有强烈的敏感性,似乎只有新的东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由此,在上海,各个艺术门类也能互相刺激、互为营养。

周信芳就很喜欢看电影、话剧,并从中吸取了很多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然后再予以京剧化。麒派的代表作《坐楼杀惜》《徐策跑城》等,就是吸取话剧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再用戏曲的动作和方式外化出来。他的创新,反过来又影响了电影和话剧。

再来看越剧。袁雪芬曾经说过:越剧是喝着昆曲和话剧的奶长大的。越剧从昆曲中吸取传统养料,从话剧中吸取现代养料,进而形成了不同于浙江“的笃班”的新面貌。在浙江,越剧是地域戏曲;到了上海,越剧成了都市戏曲。

当然,我们对海派文化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绝对化、简单化,要做到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在我看来,“海派”不是流派,而是做派,是一种行动、行为方式,渗透到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海派文化的特点是对商业的趋从、对市民趣味的满足。然而,市民趣味、商业价值与艺术的真善美不是一直同步的,与文化的严肃性、向上性、精神性不是完全符合的。

「藏而不露中有意外惊喜」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与市民文化,有着怎样的异同?

汪涌豪(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海派文化根植于工商业发达的都市经济,在类型上与低速率的乡土文明有明显不同。它流动性强、活跃度高,能及时反映城市居民及周边人群的生活理想、审美趣味。因此,它在很多时候确实可以被视作一种市民文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进一步来说,海派文化是在传统士大夫文化与近代市民文化激荡交互中产生的。

说它有士大夫文化的基因,是因为其更久远的上源接续近世中国繁华鼎盛的江南,传统文化的淑世情怀、务实精神与中庸性格,以及由此绽放出的精神之花。那种对中道哲学的遵奉、对诗礼风雅的传承、对书画技艺的崇尚,深深沾溉着它,并赖它得以承继。

说它有市民文化的基因,是因为唐宋以来,都市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包含因城区扩大、商市发育、市民社会形成和逸乐趣味繁兴造成的新生活方式,对它都有深远的影响。明清市民社会急剧膨胀,市民意识跟着觉醒,市民文化趋于成熟。

由此,它改化了渊乎大雅的士大夫文化,使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彼此融合,从而诞育出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它清新而又细腻、简练而能圆到、热艳中有安雅,既有不避入世的热衷,又无失守中的得体。就算当人们称其为市民文化时,也务必要认知到这种丰富多元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视为市井俚俗。

罗怀臻: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和商业化是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

毛时安:海派文化是藏而不露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弄堂里最好的房子往往在弄堂最深处,必须一路走到底才能发现。藏而不露,这就是上海文化。也因为藏而不露,上海文化总是能给人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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