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网站的文化专栏上，一位身着长袍马褂、戴着黑框眼镜的秀气青年的照片出现在太平人物一栏中。他是杨延修，他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广大华行创始人之一，鲜有人知的是，他还是太平保险前身民安保险创始人之一。

杨延修在广大华行奋笔疾书

杨延修，被誉为“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在国家救亡图存之际，他受命潜伏在敌人中间。在隐蔽特殊战线战斗十余年间，他参与创立了多家公司，为党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经费。周恩来总理曾称赞说，杨延修做的地下工作等于战场上一个“师”。

建党百年之际，红色之声（ID：hszs1921）采访了杨延修之子杨昆华、杨建华，听他们讲述过去那段峥嵘岁月，走近充满传奇故事的杨延修。

他在敌后创立的红色保险是太平保险集团前身之一

1911年，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他7岁辍学来沪，14岁进入洋行成为练习生，后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1932年5月8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图为上海市商会童子军整装待发，擎旗手为青年时期的杨延修

“五个热血青年，他们都是上海商会社会的童子军。他们五人凑了300大洋，在半个亭子间里，成立了广大华行。”杨昆华说。

广大华行1933年成立时，五位创始人拍摄的合影。前排右起依次为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右起依次为杨延修、郑栋林

广大华行前身光大行创办时旧址：河南中路宁波路口一楼一个小间（摄于二十世纪90年代）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洋行华员抗日救国的激情被点燃。在经营广大华行的同时，杨延修与好友卢绪章等人积极投身抗战服务活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杨延修进一步组织成立了“洋联”战时服务团，支援前线活动。

1938年4月，经卢绪章介绍，杨延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延修的上海市“国民身份证”申请书

1940年，广大华行改组成为股份制公司。广大华行认识到，实业发展要依靠金融。

1940年广大华行董事会会议记录

1941年10月6日，杨延修、田明皋、张平、卢绪章、伍必仁、卢廷芳在重庆汪山的合影

为了提升融资能力、保值增值经费，1942年，经党支部认真研究分析，广大华行正式进军保险业，以作为进军金融业的前哨站。“当时，搞银行难度太大。保险公司的组织和业务比较简单，所以，他们决定先搞保险。”杨昆华说。

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卢作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人在官场拥有强大的号召力，且旗下拥有民生轮船等多间公司，成为广大华行的最佳合作人选。

起初，卢作孚只同意广大华行占有49%的股份，但周恩来的指示是，“一定要平起平坐”。为了在投资比例上旗鼓相当，杨延修等人费了不少功夫。经多次洽谈，尤其在广大华行拿出十万美金帮民生公司解决订船外汇欠款的困境后，卢作孚退让了。

1943年年初，广大华行和民生公司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各出资50%成立民安保险。同年11月，民安保险正式开业，卢作孚任董事长，杨延修被推举为常务董事。

开业之初，卢作孚便将旗下的民生公司50余艘轮船的运输险业务全部交给了民安公司承保，民安保险由此赚得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为保险业的后起之秀。

随着业务的发展，民安保险公司又在昆明设立了分公司，在成都、贵阳、西安等地设立分支代理机构，同时依托广大华行并通过民孚企业公司开辟国外保险业务，影响越来越大。后期，民安保险先后向大安保险公司等数十家企业进行了参股投资。

1948年，杨延修全家福，摄于香港

经过多年奋斗，广大华行发展成为一家大型股份制企业，涉及金融保险、医药工商业等领域，鼎盛时期参股企业高达六、七十家。1947年，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在国内支持敌后运动的使命基本结束。经组织决定，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南移香港。

广大华行保留了民安保险在港的分公司，后于1949年10月1日，单独将其注册成立“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

周恩来为其签署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任命书

杨昆华笑称：“抗美援朝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敢做保险，只有民安保险是红色的，所以它就敢做保险，连华润的保险都给它做。结果越做越大，注册资金做到了1000万，成了华商保险业最大的一家公司。”

2009年，太平保险、中国保险、民安保险三大品牌统一整合为“中国太平”品牌，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秘密使命的背后：“提着脑袋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

杨延修等人熟谙经营之道，通过不断开拓业务，使广大华行迅速积累了大量资金。但另一问题又出现了：经费是赚到了，但如何把“经费”安全交到党的手里，成了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难在两方面。杨昆华解释，尽管广大华行是党最隐蔽的第三战线，其表面上仍是一间股份制企业，需对公司股东负责。如果账面上经常出现大笔“凭空消失”的资金，又无法说明去处，必然会引起董事会的怀疑。

“我父亲他们为党提供资金，最主要是要轧账，账面要做到天衣无缝。”杨昆华感叹，既要对得起董事会，又要应对国民政府的稽查、特务的侦查，还要完成党的任务，这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平账以外，党要求的经费通常“又急又多”。杨昆华回忆，有一次，党在重庆要一笔经费。当时，法币很不值钱，一捆法币重达十几斤，又要好几包。这笔钱还必须是旧钞小钞，如果是连号的新钱，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为了安全交付经费，负责运输的同志经常要身背几大包经费，还要绕道小路，避开敌人的盯梢。曾有一位身体不好的同志为了运输资金，累得咳血。杨昆华表示，广大华行的党员们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战斗，这只是其中一个场景：“他们是提着脑袋，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

广大华行不仅是党的钱袋子，还为党输送了大量经济人才。解放后，杨延修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筹建，并担任党组书记。他与公司主要创办人刘靖基、唐君远一起带领爱建发展壮大，于1986年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上海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一生“出淤泥而不染” 身后墓碑设计成莲花

扮演“大资本家”时，杨延修时常需要宴请宾客，酒量极佳，是人人皆知的“酒林好汉”。“为了应酬客人，父亲可以喝掉2斤白酒，还要抽烟。”杨建华回忆，解放后不再需要应酬了，父亲便很快就戒掉了烟酒。

尽管一生为国家创造了无数财富，杨延修却始终保持朴实无华的品质，从来不愿占用党的经费。他乐于助人，心系慈善，默默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要考虑到为党工作，不能把党的钱拿来花。所以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很好，十分俭朴。”杨建华回忆，父亲虽然搞了一辈子的金融，却从不玩股票，他挣来的工资经常用于接济泰州、昆明的亲戚，或者捐助给有需要的人。

晚年时的杨延修

在邻居们的眼中，杨延修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伯。杨建华印象里的父亲，总是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喜欢主动与居民打招呼。当看到小区健身场地的健身器材缺乏，他还捐赠了一批健身器材。

杨建华记得，有一次，父亲回泰州看到家乡学校没有电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上海后，立刻嘱咐他与大哥采购一批电脑设施，亲自送去学校。在世时，父亲就曾拿出20万元个人积蓄，在母校扬桥中心小学成立“杨延修教育奖学基金”，用于奖励扬桥中心小学优秀师生。离世前，父亲还心系母校，嘱咐家人再捐20万元。

回想起父亲的教育，杨建华印象深刻，父亲对子女十分严格。“他不希望我们打扮，希望我们好好念书、好好工作，所以我们家里人成了单位里的骨干，都是医生、教师这一类的职业。”　

2017年，杨延修逝世，享年106岁。他的墓碑设计成荷花，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最终，他和牵挂的老战友们一同长眠于上海。

【记者手记】

潜伏的日子里，杨延修戴上“面具”，扮演他并不爱的角色“资本家”。如履薄冰，生死博弈，让他与战友们坚持到底的信念，只有一个：抗日救国。

对于杨延修而言，他是幸福的。在前赴后继的革命道路上，他最终站在这片土地上，亲眼看到了新中国，并仍为之奋斗终身。遗憾的是，一些与他一同奋斗的战友们没有看到，这也成了他的“心事”。

2009年2月18日，98岁高龄的杨延修来到青浦福寿园枕石园，曾与他一同抗日的童子军四烈士的墓地在这里落成。他执意出席仪式，终于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事。8年后，杨延修逝世。依照老人家的意愿，他也在福寿园安眠，与一生牵挂的战友们相伴。

【人物简介】

杨延修

杨延修，1911年1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1918年闯荡上海。1925年到上海洋行工作。1931年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与卢绪章等合资创办广大华行。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参加接管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政府财经委委员，后任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79年上海爱建公司创建时，任上海市工商联爱建联合党组书记，后任爱建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代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曾任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经济工作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市工商联副主委、党组书记。2017年1月1日在沪逝世，享年10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