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当前，宝山正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南北转型”战略要求，锚定“一地两区”定位，做细做实产业、空间、治理“三个转型”。地区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兴盛，在区委统战部的支持下，区新联会会长唐吉慧潜心研究宝山历史文化十余载，收集、整理大量文献史料，编撰出版了《江畔弦歌——宝山往事集》一书，反映了宝山城市历史文化记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展示了统一战线在文化领域的积极作为。

人物琐忆：遇见《行知诗歌集》

老李狭小的旧书店有两排破木架子，一架靠着墙、一架对着门，各上下六层装了两三百来本旧书。我没有问过他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寻书对他们而言，二三十年的不足为奇，五六十年的很平常，上了百年的总有办法。每本书都经他仔细辨别、重新定价，价格用铅笔写在了书背面左下侧的空白处，绝无二价。旧书店里来来往往不少“书虫”，视线大多停留在中间三四五层上，少有人蹲下来看看一二层，更少有人踮起脚来翻一翻两米多高的第六层，于是他把好卖的小说、传记放在了三四五层，一二层以毛笔字帖为多，六层则放了砖头重的大画册。那天我偶然抬抬头，见到六层一本建筑摄影的画册边上竖着本小书，书脊印了“陶行知”三个字，我好奇地踩了他的小凳子，取了下来。

一本500页的诗歌集，书页昏黄暗淡、斑驳稀松，已然抹上岁月的霞光。封面靠了上半部勉强粘连，否则骨肉分离散了架了。正中的书名，“行知诗歌集”，粗粗五个黑字倒让这本书既显眼又厚重。书名左侧印着“大孚出版公司发行”，右侧是毛笔手写的两行小字：“孟邹先生惠存，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敬赠”。

1945年，陶行知与多位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酝酿名称时，郭沫若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就叫‘大呼’出版公司吧！”大家表示赞同，不过谨慎考虑后仍然隐蔽地取了“大呼”的谐音“大孚”。完成登记的手续，陶行知担任了总编辑，总经理是沙千里，编辑是翦伯赞、周竹安。

任宗德是位电影制片人，创办的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他的太太周宗琼是位爱国实业家，抗战胜利后两人自重庆来到上海，买下了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作办公、作寓所。1946年4月间，陶行知也由重庆回到上海，“大孚”随即迁回上海，在山东路开了业，陶行知为大孚出版公司题写了招牌，以后这一手迹就印在了“大孚”版的书籍封面上，正如这本诗集封面所印着的。不久“大孚”搬入了爱棠新村13号，至此13号的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用作“大孚”的办公处与任宗德夫妇的卧室等，三楼住了陶行知。

《行知诗歌集》

7月25日上午10点样子，田汉带着女儿去看望在泰安路佛光疗养院治疗黄疸病的翦伯赞，午餐时一位青年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们陶行知中风了：“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听到这消息，翦伯赞因病情较重无法行动，医院的李佛光医师换了衣服，与田汉一起随青年人焦急地赶往了爱棠新村。未等上楼，就听大家说：陶先生不在了。他们不信，仍然提着药箱上了三楼，三楼站满了人，李医师查了脉搏，查了心脏，叹息着摇了摇头。没多会儿他们回到医院，悲痛地带回了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翦伯赞从床上用力地爬起，拉住李医师的手问：“是不是中毒？”李医师说：“不是中毒，是脑溢血。”“真没有救了吗？”“太迟了！”李医师答。翦伯赞禁不住流下热泪，放声大哭起来。

为了悼念陶行知，友人们成立了“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大孚”赶排了《行知诗歌集》，1947年4月出版，郭沫若对全书做了校读。老李这本封面上题赠的“孟邹”是汪孟邹，上海著名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陶行知与汪孟邹是安徽同乡、多年的友人，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教育改造》由亚东出版于1928年4月，第二年亚东接着出版了陶行知的《知行书信》。当年亚东的常客中有陈独秀、陶行知、胡适，三人因生肖皆为兔，陈独秀生于1879年，比陶行知、胡适大一轮，他们成了众人口中的亚东三只兔子。

1917年陶行知(右1)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左2)等人合影

陶行知是教育家、思想家，他似乎从未说自己是位诗人，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小心仔细翻读着每一页，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陷入沉思。他的诗没有朦胧的意境、晦涩的词句，写人描景绘物不拖沓、不啰嗦、不故作风雅，通俗易懂，内容多是时代离乱中的儿童、农民及弱小，用他自己的话评论，他的诗：“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宝山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大多时间他穿着自己唯一的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旧得不成样子，农民们为他写了一首诗，诗里说：“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用了新的思想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温和态度指教我们，农人见您如亲人……”然而他们的亲人倒下了，他们想念他，几位农民给《民主报》寄去了一封信，他们告诉报社，他们是乡下人，不会写文章，那位常在农村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剃头、洗澡、教书的穷先生陶行知，他同老百姓们在一起，他是好人。1946年9月13日，《民主报》刊发了这封信的全文和随信的悼文。

曾有人读了陶行知的诗，认为他是没有幽默感的，这到底怀了偏颇之意，诗歌集里有几首为“小先生”写的诗，有一首《送三岁半的张阿沪小先生》：“我是小娃，床上滚冬瓜，妈妈教我，我教妈妈的妈妈。”也有《雪罗汉》《雪狮子》：“大胖子，笑嘻嘻。太阳一来，化作烂污泥。”“雪狮子，假威风。太阳公子会打猎，把你活埋污泥中。”简简单单的句子，洋溢着浓浓的孩童的天心与天真，何尝不幽默？沈雁冰说，初识陶行知只觉得他是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来往多了，才发现这位古板的老先生骨子里原来是个“顽皮的孩子”。

按老李封底的价格，我把书买下了。书的责任编辑是周竹安，负责校对的是助理编辑王敏，周竹安逝于1977年，王敏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前几日请教文史馆友人陈挺，她说王敏生于1922年，最新文史馆的通讯录中不见他的名字，是否健在，要待她打听打听。不多时，她来消息说老人已经去世了。真遗憾，封面上那一笔恭恭敬敬的小楷是谁的手笔，暂时无从考证了，对于陶先生，我却越发敬慕。

作者简介

唐吉慧，上海宝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宝山区新联会会长、宝山区青联副主席、宝山区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