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做的家常小菜很受欢迎，正好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物色本土风味食品，我便想给她搭个桥。才说完基本情况，我妈的焦虑几乎要从电话里溢出来了：“哎呀，短时间里我批量做不出来啊。”

我说这才哪到哪，你现在完全不必担心。她又说了几轮车轱辘话，我便开始失去耐心：“都说了现在只需要选几个样品给人评估，你到底在纠结什么？现在谁要你量产了？”眼瞅着自己的嗓门逐渐飙高，我赶紧挂了电话。最近我们没怎么联系，我原本还想趁机跟她唠唠家常的。

更早之前，跟朋友约饭，定好了时间和地点。临近碰头，她又抛过来几个选项，说这些看起来也很不错，问要不要改一下。我把最初定好的那家店发过去，说这就是“打死不改版本”。虽然在微信上看起来这是个蛮轻松的调侃，但实际上我心里已经满是不耐烦。

前述种种，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把坏脾气都留给了亲近的人”。我的情况似乎比这更严重，因为我在沟通中越来越没有耐心。我对这种不耐烦常后知后觉，也表示忏悔，但并未真正改变。

好像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面对和处理，通关的唯一秘诀就是提高效率。但凡让人多废几句话的事，都能让我大动肝火。

我尽量要求他人和自己用最简短清晰的方式表达，最好能简化成公式。就像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在工作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成效也往往喜人。比如，我们的工作团队曾把工作流程梳理出流水线，并制作成共享表单，所有人每天的事项与衔接都一览无余，由此省去了很多冗长又低效的会议。

但放到别的事儿上，过度追求沟通效率反而显得蛮不讲理。比如，有人找我倾诉，说现在的老板、同事如何如何“搞人心态”。听了两分钟后，我直接打断她，说这事儿你已经讲了半年了，我这里有个工作机会，你要么投个简历试试？她犹豫了一下，突然崩溃：“我难道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吗？不！我就是想要你提供点情绪价值！”

有次朋友们聚餐，席间有人发起心理测试，我被测出来本质上是只机器狗——波士顿动力公司生产的那种四足机器人，工具属性十足，却毫无人性。讲真，满桌都是形形色色的人类，就我一台机器，刚开始我对这个独特设定沾沾自喜。但随着自己丧失耐心的次数增多，我发现身为人类却显得高度机器化，实则是件挺危险的事。

把各种事物一概视为任务，只想迅速提供解决方案并通过，这确实能提高效率，但长此以往，对他人和生活的感知，就变得麻木。回想起来，我甚至已经很久没有发自内心地觉得愉悦欣喜了。

生活原本粗粝，有人只想迅速把活儿干了，有人会站那里看会儿云，看风吹动树影婆娑，看人来人往。这些事无关目的，浪费时间，但恰恰是它们给生活增添了质感，给人带来满足和确幸。

诗人M·索莱达·卡瓦列罗写道：

你晚上十点十四分给我打电话。我想：

他最好是被绑架了或者被枪击了或者……

出来吧，你笑着。你站在

草坪上拿着一袋狗屎和一条狗链。

你说看看月亮吧。然后我就看了。

这是藏在生活褶皱里的、轻盈的浪漫。就像好好和亲友说话，说点废话，更能从中体验亲密关系的羁绊。我应该察觉到我妈面对新鲜事物的惶恐，耐心为她解答，甚至我们还能就此聊会天，我被她需要，她亦有依靠。

可惜，在那个瞬间，以及其他无数瞬间，我都在“机器狗模式”，忘了切回“人类模式”。

麦克尤恩在小说《我这样的机器》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算力强大的机器人亚当和同伙们努力适应人类生活，却在面对人类的情感和伦理问题时陷入崩溃。用流程和公式去搞定一切，是机器的强项，而在此之外，那些感性的、涣散的、消耗人耐心的，恰恰是人类生命的质地，也是我们始终难以被机器轻易取代的部分。

我现在希望能像接到任务一样，把自己尽快切换成“人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