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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手迹

“鲁郭茅，巴老曹”，六个字，可谓一部极简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六位经典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不仅搭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骨骼，而且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血肉。短短三十年现代文学史能够承接光芒万丈两千年古代文学史，显得自然顺畅而不像一个尴尬过渡，幸赖他们介入，否则无法想象。

“鲁郭茅，巴老曹”，高度的概括，恰到好处地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文学批评等门类。我曾经为其中长篇小说作者权重过大从而挤出散文、中短篇小说作者的格局而深感迷茫。个人看法是，就小说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而言，巴金虽以《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确立其文坛地位，但篇幅不太长的《寒夜》和《憩园》才是代表他创作的最高水平；于是想到，用沈从文替换巴金，或许更加公允和合适，至少可以解决散文、中短篇小说上的缺憾吧。不过，斟酌再三，我感觉理由还不充分。最大难度在于，文学作品，除文字表达和写作技巧外，社会影响力必须永远放在优先位置考虑。当年，无数青年勇敢地摆脱家庭封建礼教束缚，毅然融入革故鼎新的时代洪流，他们行囊中放着一本《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巴金散文数量庞大，然而相对于小说上的成就，总体上比较弱势。我甚至以为，他的散文几与“一流”无缘。这种情况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让人完全无法预期的异动——《随想录》出版，改变人们对巴金在现代散文史上地位的刻板印象。凭借这部散文集，“六人转”中巴金的地位空前巩固。我相信每个热爱巴金的读者，对此由衷高兴。

《随想录》的思想性，尤其反思历史惨痛教训、直面现代社会不合理状况，成为人们评估本书价值的抓手，形成了共识。除此，从写作角度上说，我发现《随想录》十分契合新文化运动成果之一——“说话体”散文在当代文学创作上投射、实践和传导。当然，整体上呈现不事雕琢、平和冲淡风格同时，巴金还注意保留一点儿自己标志性的元素，如真挚、深情、激昂、饱满、坦荡……以此跟原属“说话体”阵营的胡适、周作人、叶圣陶、张中行等形成了区别。可以比照的另一个例子是，同样进入晚年，巴金与老友柯灵在散文创作上的追求，明显不同：前者明白晓畅，后者华美典雅。

人书（文章）俱老，重在自然，巴金当之无愧。

从当初读者对《随想录》持热烈欢迎的姿态上，我们很容易感受它的不凡——据报道，1991年8月30日，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举行作家赈灾义卖活动，巴老将香港三联书店为他加印的150本精装编号《随想录》中的第088号特装本也拿出来拍卖。读者闻讯涌来，把义卖专柜围得水泄不通；40张拍卖活动入场券早被一抢而光。“088号”开价1000元，价格一路攀升，一下突破了1万元，最终被月工资只有60多元的上海玩具厂职工吴淑芳以1.3万元拿下……

这篇报道让我生发疑问：既然出版社为巴金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理论上说，那150本应当被巴金悉数收入囊中，换言之，只有巴金才有处置权。可是，我也有一本啊——编号：118；出版者：北京三联书店（不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1987年10月第1版；印数：150；书号：10002·119；书价：无。我的“118”并非通过拍卖获得，更非巴金赠予，故而缺少“慈善”和“签名”概念加持，与吴淑芳的那本不在一个段位。

那么，那本“118”又从何而来呢？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一位大名鼎鼎的编辑托我给她搞一套《宋人小说》，此事不难办；过了一些天，她竟给我寄来编号为“118”的《随想录》。此举虽含投桃报李之意，但，在我，肯定是易如反掌；在她，可能是艰难选择。

我心目中，珍贵的友情远远超过珍贵的版本；至于“118”，究竟是编辑部得到巴金许可从150本中截留，还是巴金赠给哪个编辑或经各种辗转，我已懒得刨根问底。（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