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学的那几年（上）

文| 朱建新

TONIGHT

夜读

我是64年进的延吉中学，那年报考学校时，原本第一志愿填的是控江中学，不知谁说了句：你们58年入学的考生特别多，填报志愿一定要慎重。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志愿表上的控江中学抹去了。

记得有一年小学暑假里，楼上的阿宝带着我们一大帮小孩到营口路一带的农田去捉蟋蟀。我们沿着杨家浜的一条小路浩浩荡荡直奔营口路方向，路过延吉中学时，看到学校的操场周围全是高高的竹篱笆，大伙儿好奇地朝里张望，哇，这么大的操场，真让人难以相信，控江中学的操场也没有这么大，那时的心中就有了对延吉中学的第一眼好感。

学校的操场旁边曾经有一条小河，南北走向，长度几乎接近于操场。河的两岸有很多树，像杨柳、松柏、榆树、夹竹桃……都有。高年级的学生喜欢在树荫下看书、复习功课，我们则喜欢在河边追逐、闲逛，河面上常能看见一些小鱼在嬉戏，引得我们几个有弹弓的男生心里直痒痒，一有机会就向河里瞄准“开火”，有一次居然让我打中了一条巴掌大的鲫鱼，着实让我美滋滋了好一会儿。可好景不长，到了初二，小河就让学校派人给填平了，说要修建游泳池。我们只得跟小河说：再见吧，亲爱的小河。虽然心里不情愿。

延吉的老师让我念念不忘的，第一个就是教我们数学的戴启蒙老师，戴老师英俊潇洒，高鼻梁、大背头，风度翩翩，讲起课来神采奕奕、风趣横生，可谓不可多得的教师人才。可没想到，开学后的第一节数学课，我就给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有一道数学解答题，戴老师指名要我第一个回答，指望新学期来个“开门红”，却没想到我让戴老师吃了“闭门羹”。其实这道题并不难，一看就懂，我就是低着头不说话，把戴老师弄得一脸惘然，好不尴尬。也难怪戴老师，他当然不知道，本人虽然学习成绩好，可从来不敢举手发言，在课堂上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哑巴”。戴老师后来得知了我的这个“陋习”，就再也不去“难为”我。可惜戴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不长，一年后就离开了学校，一直让我们念念不忘。

教图画的翁老师也让我们记忆犹新。翁老师戴着老光镜，普通话里常夹着广东话的味儿，有同学不认真画画，翁老师的口头禅是“不要乱划八划”，常让同学们忍俊不禁，可翁老师却一脸认真、严肃，终究也没让我们敢于笑出声。翁老师也不容易，解放前做过法院院长，如今来教我们画画，也是多才多艺。翁老师对我的画大加赞赏，有一次真邀我去他办公室谈谈，可是我却不领翁老师的情，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害羞，不善言辞，所以一直没敢去，确实是辜负了老师的一片好心。

语文是陈老师教，陈老师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常常不厌其烦地为同学们解说古文和诗词，衣着简朴，形同家中一位可敬的长者。

穿着最时髦的要数历史老师，常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教生物课的汪老师喜欢踢足球，一身的肌肉。物理课的林老师后来成了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第一任班主任是鲁桂芬老师，教我们地理。英语是谢老师教，高个子，说话不紧不慢，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政治课的陈老师身材偏瘦，说话却铿锵有力。体育课是小李老师教，李老师年龄实际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大高个、娃娃脸、身材魁梧，据说是少年宫调来的。在李老师之前还有几位老师教我们体育，只是时间不长。

记得有一次上劳动课，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食堂里帮助捡菜，李老师端着气枪闯进来，原来食堂旁边有很多石榴树，不少白头翁之类的小鸟正在树上叽叽喳喳，李老师举起气枪，一枪就把树上的白头翁打下一只，兴奋之余，把白头翁交给了食堂里的厨师老焦去烹调。白头翁翅膀上有一撮绿色的羽毛，很漂亮，我要了一根夹在书本里，至今还在。

只有音乐课老师我还没有想起来，其实我对音乐是很喜欢的，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找到感觉。

那时，同学王祖方的哥哥是校足球队的，延吉中学足球队当时在市里小有名气。初一时，我们全班男生到杨浦体育场为校足球队加油，也为王祖方的哥哥加油。

那一年高三班毕业时，学校里举办文艺演出来欢送，就在学校的饭厅兼大礼堂里，台上那一幕，是王祖方的哥哥他们班表演的浦东戏，一块大黑板，画着一头大牯牛，一个人在前面牵着，一个人在后面推着，边走边唱“耕牛么是个宝，涉了么切牛肉……”可把大家乐坏了，那浓郁的浦东腔至今还留在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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