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喜欢并能胜任的愉快事，就很可以了。

从小就不断听到大人数落：好孩子就是能成大器的材料，坏孩子就是不成器的东西。古来的教训常常是这样开头：凡要成大事者，必须如何。对这“如何”，无数人作了无数归纳。不久前从一本随手翻到的趣味杂志上看到一篇《欲成大器者，谨记以下八律》，不长，姑且全文照录：

一、觉人之诈，不愤于言。二、受人之侮，不动于色。三、察人之过，不扬于他。四、施人之惠，不记于心。五、受人之恩，铭记于心。六、受人之鱼，而学之渔。七、识人之才，授之于权。八、善于谋人，有容乃大。

这八条，就作者的出发点而言，应该是与人为善的，但前面那句“欲成大事者”总让人觉得有点居心不良，怪别扭的，就像口渴时喝到的是一杯变质的水，不是味儿。

中国古代的许多“箴言”“格言”，有个特点，凡提倡什么，总是要说做到了“提倡”的要求，就能得到某种好处。做什么，怎样做，都一定是为了得到某种好处，目的性很强很明确。好像没有这些好处，那些事就大可不做。譬如我们最熟悉的“满招损，谦受益”，宋代的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在他的《拟御试武举策》中说：“君子胜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诚服之也。故曰：满招损，谦受益。”很明显，“满招损，谦受益”是为了“胜人”，不同的是一者以“力”，一者以“化”。

不会“招损”就该自满吗？不能“受益”就不该谦虚吗？凡事都讲这样的目的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十分功利，十分狭隘，以致十分没趣。

如果有可能选择职业，最好的选择依据其实是自己的性情。

我有位做医生的朋友，已经有了高级职称，当了科室主任，在业界小有名气，但私下里他迷上了写作，总是有一种文学表达的冲动，想把他的所见、所听、所感、所想写成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哪怕是报纸上的豆腐块。见面就跟我说他的种种设想、构思、主题，种种大大小小的写作计划。说话时，额头发亮，目光如炬，比比画画，口若悬河。不久我就看到他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文字典雅而清通，严谨而活泼，印数和销量都相当不错。出版社恨不得把他当作摇钱树。

有朋友对他颇不理解：文学已经式微，在社会上毫无影响，他是医界翘楚，要文人名头做什么？他只要愿意，节假日出个诊，收入比稿费强多了，那么辛苦爬格子做什么？

我在文学社团工作，按照常规思维，觉得应该为有志于文学的人打气，打算给他开作品研讨会，并建议他参加全省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他坚决不同意：老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请别没事找事。我就是写着玩儿的，自己开心就好，别人说好说歹，跟我没关系。

我由衷地说：你步的是鲁迅、契诃夫的后尘，他们都是从医学转到文学的，最终成了大器。

没想到，我的话引来他的一番感慨：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也永远不会那么想。我写作，并不是要求什么“高度”，只是心里的一种冲动。只要尽兴，从写作中得到快乐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成你说“大器”？说不定哪天我就放弃了，转去画画，去钓鱼，去养花养草，也不是因为参透了一切名声最终无意义，而是冲动的兴奋点变了。

为人处世莫过于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舍命拼搏，追名逐利；第二种是愤世嫉俗，清高出尘；第三种则是自我尊重，让身体和精神的正当激情得到最大限度的抒发，从中得到快乐和满足，由此获得内心平静和人生圆满。譬如，做生意，不会仅仅为钱而做，也不会因为参透金钱最终无意义而放弃，而是在做成一笔笔生意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又譬如为官，不会仅仅因为官位而做，也不会因为参透权力最终无意义而放弃，而是在办成各种好事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一个人，只要能做自己喜欢并且能够胜任的愉快的事，成绩不必辉煌，表现不算低劣，就很可以了。

我心悦诚服。如果一定要说成器，我想，这也是一种成器，而且是最好的成器。（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