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有“北钱南蔡”之说，“北钱”即是北京的钱钟书，“南蔡”便是上海的蔡尚思。作为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在思想长河里披沙拣金，著书立说。他心系国家和民族安危，被誉为“红色教授”。

蔡尚思，自号中睿，曾以郭生为笔名，1905年出生于福建德化县浔中镇。蔡尚思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史研究专家和历史学家，曾在武昌华中大学、沪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学校任教，并曾担任沪江大学副校长和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蔡尚思

蔡尚思八岁入私塾，背诵儒家经书。1921年到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读书，校长是清朝举人郑翘松，藏书丰富。蔡尚思经常向他借书，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

1925年，蔡尚思在报上看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消息，便只身冒险北上求学。因闽南战事影响，错过了清华招生。蔡尚思拜望清华国学院首席教授王国维，请教“应当怎样研究经学，要从哪些主要著作入手”。因钦佩国学大师梁启超，蔡尚思便把自己在北京写的第一部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的书稿寄给梁启超。他很快收到梁启超的回信，信中赞扬“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一家言”。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勉励给了蔡尚思很大鼓舞，使他更加专注于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并以中国思想史为研究志趣。

蔡尚思的儿时经历和家庭境况，使他自小就痛恨封建礼教。1929年，他完成《伦理革命》一书，发出了改革封建伦理思想的呐喊，希望打破社会上一切不平等。同年9月，经蔡元培介绍，蔡尚思到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任讲师，这被他称为“在大学教书的开始”。

《伦理革命》

1931年秋，蔡尚思离沪到武昌华中大学任教。他讲课风格新潮、大胆，吸引了不少进步学生，结识了活跃分子何伟（原名霍恒德）、黄海滨（原名黄心学）。课余，志同道合的师生经常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1933年，蔡尚思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人民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

1935年秋，蔡尚思重返上海，以“文史特种讲席”的身份受聘于沪江大学。他曾写道，解放前在沪江大学任教时间最久，“单从1935年到1949年便有十四年，包括解放到1952年在内，共十七年。”蔡尚思在沪江大学讲授历代文选、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他一人包教中国通史，文理商三学院学生都选修，有时新生达五百人，就分成两组上课。授课之余，蔡尚思笔耕不辍，完成了最能代表他学术水平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蔡元培为之作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写了《文哲学之因果》《再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通史之重要与中国通史之鸟瞰》多篇文章，发表在沪江大学《天籁》期刊上。《通史之重要与中国通史之鸟瞰》一文论述了通史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阐述，是中国通史研究的佳篇。

《天籁》刊载蔡尚思的文章

沪江大学以爱国主义驰名沪上，蔡尚思入校伊始就积极参与抗战活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蔡尚思赞成这一主张，在爱国进步人士欧阳执无的介绍下加入中苏文化协会。1936年，旧知何伟到沪江大学看望蔡尚思。交谈中，他得知何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全国救国会委员。蔡尚思开始帮何伟秘密传信，自家寓所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联络站。何伟还委托他保管几张秘密文件，一直到上海解放后才交给中共党组织。

淞沪会战爆发后，沪江大学被日军侵占。蔡尚思与全校师生一起撤退到位于公共租界的真光大楼，坚持办“没有围墙的大学”。租界生活艰难，蔡尚思一家四口三迁其居。为了全家生计，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复旦等学校兼职，但仍以沪江授课为主。蔡尚思在学术界已颇有名气，汪伪政府不时借机拉拢。汪精卫派人拿了一尺多长的大请帖，邀请他出席“收回上海租界的隆重典礼”，他拒不出席。陈公博亲自设宴相请，被他断然拒绝。一些人出面邀请他出任伪大学教授，还有人拉拢他主编日伪的一家刊物，薪俸优厚，亦被他严词驳回。他在自传中写道：“心安理得之事，虽毫无酬报，吾亦为之；吾不当为之事，虽并发此钞票之银行而亦送我，终不能稍动吾心。吾可以死，决不为此无人格无理性之工作。”

真光大楼

面对汪伪政权的利诱，蔡尚思正气凛然，宁愿清贫如洗，也不肯同流合污。中共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派施景兰与他联络。施景兰在沪江读书时就十分钦佩蔡尚思的学识，选修他开设的课程，还经常登门求教。施景兰转达了党组织希望他去解放区洪泽湖办大学的消息。后来因故蔡尚思终未成行。

全面内战爆发后，蔡尚思不惧国民党迫害，奔走于各种进步活动。1945年，他与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等24位知名人士，成立“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呼吁“反对独裁，停止内战”。1946年9月，他和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发起和参加“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蔡尚思任干事，兼附设文化研究所常委。“大教联”不仅是上海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而且同北京、南京、青岛等地的民主群体遥相呼应，形成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多年以后，蔡尚思骄傲地说：“党对教授运动的评价是很高的。”

蔡尚思反对蒋介石集权思想和统治，以笔为戈，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的斗争。他在《时代》《文汇报》《大公报》《时与文》《新文化》《民主》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百余篇檄文，包括《吃饭投票两种民主比较》《贵“顺潮流”不贵“合国情”——现在一切病在太合国情》《与<大公报>论民主和教育的因果——民主愈延缓、文化愈落后》《清政府与国民党宪政之比校》《袁世凯与国民党政制比较》《论思想统制的祸害》等文章，痛斥蒋介石政府“为君主而非民主，官生而非民生，治标而非治本，革名而不革实”。

《大公报》刊载蔡尚思的文章

上海解放后，沪江大学开始向社会主义大学转型。为把沪江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蔡尚思做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工作。1949年6月，校董会任命蔡尚思、余日宣、张春江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代行校长职能。后改设为“校务委员会”，蔡尚思任副主任委员，主持日常工作。他推行了“改基督教的办学宗旨为新民主主义的办学宗旨、重新评定教师的职称、改私立大学为国有大学”等九项革新措施。1950年7月，校务会组织“华北教育考察团”到华北各高校“取经学习”。考察团访问了燕京、清华等大学，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1951年2月，学校校务会成立常务会议，以余日宣任主任委员、蔡尚思任副主任委员，作为处理学校日常事务的机构。

沪江大学校门牌匾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校调整，蔡尚思被分配至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3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潜心著述，力主“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创新”，恪守“唯民”“亲民”的学术立场，尽显大师风范。

蔡尚思在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