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或两朵白兰花用丝线穿起来，别在衣襟上，有岁月的优雅，也有生活的甜香。

下雨天，白兰花的清香被雨水压下来，湿润的空气里，那一层水雾似乎就是白兰花的花气，特别好闻。

坐在“养心寄庐”二楼的美人靠上，斜看出去就是这棵蓊郁的白兰花树，已有八九层楼高了，主干要两人才可合抱。1920年，瞿溪潘宅开建，1924年建成完工，白兰花在这期间植下，到今天，树龄也有一百多年了。

琦君在两篇文章里写到这棵白兰花。一篇是《下雨天，真好》：“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她在《玉兰酥》则写道：“白玉兰并不是白兰花。白兰花是六七月盛夏时开的。花朵长长的，花苞像个橄榄核……母亲并不怎么喜欢白兰花。除了摘几朵供佛以外，都是请花匠阿标叔摘下，满篮地提去送左邻右舍。”

琦君在《下雨天，真好》里把白兰花写作玉兰花，在《玉兰酥》又说“白玉兰并不是白兰花”。温州人总是把广玉兰、木兰、白兰花这些木兰科的花都叫作玉兰花，琦君也不例外。琦君母亲做的“玉兰酥”，是广玉兰硕大而肥厚的花瓣裹上面粉鸡蛋糊，放油里煎出来的饼。

时间如白驹过隙，人世的沧海桑田，道是无情也有情。瞿溪潘宅的“养心寄庐”已改成“琦君文学馆”。2001年10月，琦君回到离别了半个世纪的故乡，参加了“琦君文学馆”开馆典礼。而一转眼，琦君作古已有十八年了。

前段时间，在“养心寄庐——潘鉴宗与友朋墨迹展”上，我看到琦君的两件手稿，一件是琦君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写给痖弦的一封书信，谈到了《橘子红了》将在中文《读者文摘》转载以及想在“洪范书店”出一本《我与小爱龙》散文集的事。另一件是琦君写给杨瑞津的书信，还有信中夹带的《父亲的两位知己》的手稿。有意思的是，琦君曾写过一篇题为《父亲的两位知己》的文章，“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四日写于新泽西”，现在又看到另一篇《父亲的两位知己》，“二〇〇二年三月五日于纽泽西”。两篇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琦君回忆父亲潘鉴宗的两位知交——刘景晨与杨雨农，在与父亲的交往中给琦君留下的印象，其实侧写了“杨伯伯”与“刘伯伯”给予她成长中人格形成的影响，字里行间溢出怀念故乡长辈的惆怅。琦君回故乡时，已八十五岁高龄，身体健康情况欠佳。这篇文章大概是琦君创作生涯中最后一篇作品，也是琦君留给故乡的最后一篇作品。

两篇同题文章，写在不同时期，不禁令人心生好奇。那日特地邀约杨瑞津先生在“金临轩”美术馆见面聊这两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杨瑞津先生说，1997年，收集整理先祖父刘景晨的诗稿，想请人作序，找到潘鉴宗在杭州的亲戚朱馥生，原意想请他作序，朱馥生则推荐了琦君，然后把琦君的通信地址告诉了他，还叮嘱不要把地址告诉别人。于是杨瑞津写信邀请琦君写序，就有了第一篇《父亲的两位知己》，也由此开始了与琦君的通信往来，牵起了琦君与故乡的联系。后来，杨瑞津把此文的手稿捐给了温州市图书馆收藏。琦君的散文集《永是有情人》收录了这篇。2001年岁末，温州举办纪念刘景晨刘节座谈会，杨瑞津去信请琦君为《刘景晨刘节纪念集》作序，于是就有了另一篇《父亲的两位知己》，后来文章以“梅花霜雪更精神”为题，作为《刘景晨刘节纪念集》的序言。

杨瑞津先生是杨雨农裔孙，也是刘景晨孙女婿。多年来，一直倾力收集潘鉴宗、刘景晨、杨雨农、琦君等温州先贤的资料，而不至于乡邦文化流散。杨瑞津先生说，琦君回乡时，他去见琦君，并告诉她前一封信中的《父亲的两位知己》的手稿已捐给温州市图书馆，问她另一篇的手稿是不是也要捐。琦君对他说：“你喜欢就留着吧。”

先人已杳如黄鹤。聪明的琦君，把“小春”留在了亲情怀拥的故乡。那个端着竹矮凳坐在后门口等“杨伯伯”与“刘伯伯”来的是“小春”，那个提着篮子站在白兰花树下的是“小春”……

白兰花开了，又谢了。花开花落之间，不觉已百年。我也喜欢白兰花，一朵或两朵用丝线穿起来，别在衣襟上。这种老风习，有岁月的优雅，也有生活的甜香。（大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