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有的地方叫番薯、地瓜，有的地方叫红薯，上海叫山芋。上海的甘薯是徐光启从福建引种来的。

徐光启在老家上海有一个农庄别墅，别墅又名后乐堂、东皋草堂、春及堂。著名文人董其昌曾为这个别墅书写了“瀼西草堂”的匾额。现在的徐家汇天主堂一带就是这个别墅的旧址。在上海南门外康衢里（今陆家浜附近）还有南北两个园子。园子和别墅都是徐光启的农庄。他是一位科学家，一生忧国忧民，主张经世致用。在返乡为其父守制期间（1607—1610年），时值江南灾荒不断，灾民无以果腹，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如果在农庄里引种一些高产的农作物，平时可以解决百姓的口粮，一旦遇到荒年，还可以让百姓充饥，这不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吗？于是，他四处打听，开始引种高产农作物，其中最推崇的就是甘薯。

▲徐光启著《甘薯疏》

甘薯原产于中美洲，后来传入东南亚国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经商，看到甘薯遍地生长，枝繁叶茂，“生熟可茹”，“可济民食”，他不顾西班牙殖民者当局的禁令，以重金向人购得数尺薯藤，带回祖国大陆，在他的家乡种植。由于甘薯种植简单，管理方便，产量又高，很快就被传开了。徐光启得到这个消息，特意三次托一位姓徐的人去福建莆田购来甘薯种子（薯藤），栽种在他的农庄试验田里，结果长势很好，收成时产量又高，与在福建种植的没有两样。

引进来的甘薯种植成功了，徐光启怀着兴奋的心情，总结前人和自己实践的经验，写了一篇《甘薯疏》，说甘薯有十二个优点：产量高，一亩可收数十石；色白味甘；易于种植；可代替米谷；可以酿酒；生熟可食；可以切片晒干贮藏……于是，他大力倡议推广种植甘薯，说它是“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此实杂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徐光启还把甘薯引进到他在天津的农业基地。他认为，如果南北各地都广泛种植甘薯，“决可令天下无饿人也”。

徐光启是一位改革家，改革就会有阻力。当时许多人囿于传统的偏见，思想僵化，对徐光启引种、推广甘薯，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讥笑他，说他“迂腐”。但徐光启心里想到的是“国计民生”，“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有时甚至不远千里去求人代购。在徐光启的农庄里，还从北方引种芜菁（十字花科），种植棉花、乌臼（大戟科）、女贞（木犀科）等，经过他的精心培育和改良，结果收获很大。所以，徐光启信心“益坚”，对别人的讥笑，嗤之以鼻。

事实证明，经过徐光启等人大力推广甘薯，到了清代，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地发生灾荒时，许多饥民就是靠甘薯度过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指出：“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分析清代人口激增的原因时说，除了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以外，“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米蜀黍，恐关系更大”。

▲徐光启著《农政全书》

徐光启的农庄成了农业实验基地，除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外，还“栽花莳药（草）”。他像辛勤的园丁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指导“老农”和“老圃”们管理这些作物，并对它们的生长情况进行仔细地观察，还做了记录。回到寓所，徐光启又翻阅古代农书，悉心研究探索，写下了心得体会，为他的《农政全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