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本土作家褚半农是地地道道的老莘庄人，他的散文中既有莘庄乡土乡域的文史，又有乡人乡事的散文记叙；记录的是沪乡小事小物，呈现的是市郊乡井百态；阐释的是传统方言词语，传递的是当地乡愁特色和风土人情。“今日闵行”推出“半农笔谈”，让我们跟着褚半农一起来看看莘庄发展中的那些故事——

读音很烦的方言字

文/褚半农

上海方言中，2和二的读音可能是最烦的，本文只说“二”。先说个与“二”字有关的故事。

傅五是满清王族中的败类，民国时成嫖赌界“大王”。家庭败落后无处弄钱，没奈何只得将祖宗传下来的古物偷出变卖。家中原有的梅兰竹菊4个瓶子，是康熙时的官窑，其中“竹瓶”早被他偷卖掉了。这次，他又想偷卖另外三个瓶子，古玩铺的赵老板知道后，便托他伺机偷出来卖给自己，他答应了，但要先给“二千两”银子作“运动费”方可“买通上下”。哪知傅五拿到赵的银票，回府途中不意路过赌场，耐不住手痒进去了，几下子就把银票输光，他便再也不敢随意出门。后来被赵找上门来，傅五“只得推头（借故推说）二千银子不够使费，必须再要二千方可交货。”这是民国初期上海滩社会小说《新歇浦潮》（海上说梦人《新歇浦潮》第11回，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91年5月版，第95—97页）中的一个情节，当然事情最后必会“穿绷”。

文中说的“二千”在方言里怎么读？回答板会是“两千”。可“二”在方言中本是读“尼（ní）”的，如序数中的“一二三四”，农历记月日时的“十二月十二”等，“二千”读“尼千”吗？好像不对。这个例子说明，在表示数量时，实际使用时为写字方便，常常会写成“二”，再读成“两”的。这种写法民国初时就已大量出现，那时的上海滩上出版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类小说，里面有很多当年行用的上海方言，其中就有不少将“二”当作“两”的例句。这种书写习惯一直延续了下去，钱乃荣教授著《上海方言》引用1948年一段唱词也是这样的：“二夫妻游码头游到内地”（钱乃荣著：《上海方言》，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如将“二夫妻”读成“尼夫妻”不像话，只能读“两夫妻”的。这种约定俗成已成定例，也写进了《上海话大词典》。另外，量词前“二”的读音也有不同，如“买个头二斤龙虾”中的“二”，老派是发“尼”音的。

有趣的是，同样是讲钱，且数量相同的钱，1946年创作的沪剧小戏《警察访问》中就写作“两千”：“两千洋钿一脚”（此为房主戏弄警察说的，即脚摇动一下值两千元）。在另一篇注明上海话的小说《三轮车》中，“我”与车夫还价钱时也是这样写：（拉我去一趟）“三千块末忒大点，两千末差弗多。”（三千元太大了点，两千元差不多）两篇文章均选自《杂格咙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一书，作者不是小说家，而是语言学家倪海曙先生，他用字严谨、准确是必然的。

而当“二”字在十位数成“二十”时，它有两个读音了，一是“二（ní）十”，用在“正月二十”“十二月二十”等农历记日上，这种读音至今保留在年龄较大的松江府原居民中，或者说保留在上海老派方言口语中。二是读“念”，如“念个人”“念斤苹果”等 。

读不准、或不宜用方言读的带“二”的词语，我已遇到两个了。二恶英是一种由人为活动引起、毒性严重的脂溶性物质，它能通过呼吸道，表面皮肤和消化道进入人体内，对健康造成伤害。三四十年吧，我第一次看到“二恶英”时，马上联想到，这个“二”如用方言读成“二（ní）恶英”，人家听得懂吗？如读成“两恶英”呢？人家也听不懂。而我听到他人用到时都读成“二（èr）恶英”，就是将“二”读成普通话音。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二维码”，其中的“二”，无论是读成“二（ní）维码”、还是读成“二（líang）维码”，似乎都不行。可能有人读过，反正没有流行开来，硬是非要读成“二（èr）维码”不可的。手机里有“浦东西瓜小阿弟”讲“本地闲话”的视频，其中一次讲到村里通知去做核酸采样时，还在用喇叭一家一家地喊，伊建议建个微信群，“二维码”打印出来贴在村委门口，大家用手机扫一扫不就行了？视频全程讲的是浦东闲话，唯独讲到“二维码”时，小阿弟既不讲“二（ní）维码”，也没有说“二（líáng）维码”，而是夹了个普通话的“二（èr）维码”！

这种带“二”的新词语，估计以后还会出现，因影响到读音，可能会成一种方言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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