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逢辞旧迎新时。

过年，过的是团圆、是期盼，也是游荡在时间长河中的一次回眸。

在此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年话海上“专题策划，话年、话人、话悠悠岁月。

大年初一，我们关注一个关于寻亲17年的故事。

姚会芳(右)与家人相认。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家在哪儿？”姚会芳想了几十年，在今年春节前终于有了答案。

2024年1月22日，60岁的姚会芳从河南洛阳赶赴上海宝山，与亲人团聚，17年的寻亲路有了一个圆满答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翁家（姚会芳的亲生父母）生养了八个子女。因家里条件差，1964年，排行老七的姚会芳一出生就被送往福利院，随后又被送到洛阳养父母家中。

一别六十年，尽管亲生父母已经离世，但姐姐们和弟弟都待她很好，短短几天的相聚让她真切感受到“多了一个家”。

过年了，除了张罗着洛阳家里的年饭，她一直在和上海的亲人们发微信、打电话，外甥女还寄来了年货。生活谈不上有什么变化，但心里踏实了。她想着，等有时间，带自己的儿女也去上海见见姨妈和舅舅。

寻亲

姚会芳打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别的小朋友都说‘你是上海的’。”

疑惑在心里种下，但她从不敢问养父母，“怕一问他们该伤心了”。姚会芳回忆，6岁前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后来又添了妹妹。养父母待她一直很好，吃穿用度从不偏心。那时要靠挣工分吃饭，养母身体不好，她上到初中便辍学工作、补贴家里。

2007年，她在报纸上看到“洛阳寻亲团”，身世之谜再次浮上心头。她联系到寻亲团负责人，开始了漫长的寻亲路。

姚会芳14岁时的照片。

寻亲要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她问养父那些照片放在哪儿，养父立刻警惕起来，“他们对这可敏感，我一问照片，他说‘你要那照片干啥’，我说我想看看，他没吭声。”姚会芳记得曾经见过小时候的照片，但自此以后再没见过，她也不敢多问，后来只找到一张14岁时的照片。

讨论身世是家里的禁忌，她一直在悄悄寻亲，养父母则绝口不提。一二十年间，二老相继离世，姚会芳曾让妹妹、表嫂去问，“谁问都不说，害怕你再走了。”

“上海”是她唯一知道的信息，几乎就是盲目地找。她去过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警方也帮助翻找过档案、去外地调查，始终没有她的出生信息。

彼时她在工厂上班，只要寻亲团有活动就跟着去，一辆大巴车四五十人，都是寻亲的，载着他们去上海、苏州、常熟、杭州等地，到处打听资料、参加寻亲会、在地方电视台报纸上刊登消息。仅上海她就跑了十几趟，每次都是失望而返。

根据《上海通志》记载，1959-1961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社会弃婴收容量猛增，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收容1770人，1959年3525人，1960年8796人，最多一天收容109人。1963年后，弃婴逐年减少，年收容量约400人，七八十年代年代减至约200人。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称，1960年前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另据《洛阳晚报》报道，从1958年至1965年，河南洛阳先后接收了2000多名“上海孤儿”。

姚会芳（右二）与其他寻亲人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门口合影，照片拍摄于2008年、2009年左右。

姚会芳大概了解到，自己出生后被送到福利院，后来搭火车到洛阳，养父母家里没有子女，便认养了她。这些朦胧的信息并不能带来有效帮助，寻亲仍是大海捞针。

团圆

“养父母对我很好，但还是想知道自己从哪过来，想找根，最起码得知道自己家是哪儿的。”多年来，寻根的信念一直支撑着她。

大概两年前，通过基因检测，姚会芳匹配到一代表亲，定位到上海宝山。随后，上海公安和“宝贝回家”志愿者接连调查走访、沟通协调，找到了住在宝山罗店的翁氏姐妹，警方在获得同意后采集了血样并进行生物特征比对。

今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姚会芳终于等到了电话：DNA比对成功。“我当时，说实在，也不是说可开心，这中间的曲折我知道……”采访电话那头的姚会芳哽咽起来，“他们说，看你啥时候有时间了过来，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可感到欣慰，不管咋的，他们同意见我、认我。”

姚会芳（右一）与家人团聚。

1月22日，姚会芳和翁家姐妹在宝山见面，“我终于回家了”，她和姐姐们紧紧相拥，泪水在寒风中止不住地流。

翁家有八个儿女——7个姐姐和1个弟弟，姚会芳排行老七。父母已经离世，姐弟是最亲的人，“俺姐说，俺跟小弟，跟四姐、跟父亲最像，四姐已经不在了。”

“见着他们肯定亲切，我60年心中的压抑都爆发出来了。”姚会芳事后回忆，姐姐告诉她，父亲以前是当兵的，母亲带着一堆孩子，她出生于1964年，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六姐4岁的时候也被送到位于上海郊区的嘉定，但离得近，和家里一直有联系。

姚会芳在上海宝山和家人团聚。

如今，一大家子住在不同地方。姚会芳在上海的那几天，姐姐、姐夫和弟弟每天都过去陪她，带她去当年在罗店的家（现已是工厂）看看，去饭店吃饭，聊聊一家人的往事和各自家庭情况。久违的亲情与热情让她有点不好意思，甚至主动要求自由活动一天，“姐姐们年龄那么大，大姐都76岁了，跟着我搁这转，我心里过意不去。”

认亲那天，她穿着双面绒的黑大衣，“也没有那么冷”。“俺五姐姑娘给我买围巾，俺五姐第二天早上给我送两兜子衣服。我还有一个同伴，也是俺们这寻亲的，她没找着，她家是崇明的。给两兜子衣服，我真是觉得可感动，还送了些吃的，衣服我没要，俺们都有衣服，围巾、吃的留下。”絮叨起见面那几天，姚会芳觉得这就是家的温暖。

双向奔赴

1月26日，众人在大姐家里吃了顿团圆饭，姚会芳回到洛阳。

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她一直住在洛阳郊区，除了寻亲没怎么离开过家。以前在工厂干活，现在在家休息，有时候腿有点疼，有时也出去锻炼跳跳操。前几年要帮儿子带孙子，现在孩子上学也不用管了。女儿去年刚结婚，住在昆明。

这段时间，除了忙活洛阳家里的年饭，她一直和上海的亲人保持联系，“俺们经常联系，姐们打电话，小弟有微信，俺五姐家的姑娘给我寄了过年的东西。”

离开上海前，姐姐弟弟叮嘱她，有空带着儿子姑娘回来看看。姚会芳也有此打算，等有时间，带儿女也去上海见见姨妈和舅舅。

“我已经很幸运了，那些顾虑和难处只有俺们知道，别人体会不到。”大部分寻亲团的人还没着落。采访结束后，她给记者发来许多来自洛阳的寻亲启事，这些人大多是出生于1963、1964年，从上海被送到洛阳，有人甚至找到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收养儿童档案、户口迁移介绍信和领养证明，但他们仍在寻亲路上。

寻亲从来都是一场双向奔赴，姚会芳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些信息。她说：“俺们寻亲不图啥东西，只想找着家，知道家是哪就行，不存在说去上海跟他们要钱分家产，不存在的，只是找回那份亲情。多报道，希望更多的弃儿早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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