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70岁，高高兴兴地出门去领老人卡，期待终于可以免费坐公交车的幸福日子。然而，去过不知多少次的居委会却找不到了。无功而返的父亲和所有家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开端。

很快，父亲变得多疑、健忘，无缘无故地挑剔妻子，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直到他把整袋完好的食物扔到垃圾箱却毫无记忆，女儿不得不面对那个不敢多想的疾病名字。很快，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然后，他以更快的速度把所有亲人遗忘。

2012年，上海作家薛舒发现，父亲变了，“他是一个开朗、给家里带来很多快乐气氛的人，他还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家里经常充满歌声。就在他70岁前后一段时间，他从快乐气氛的制造者变成了麻烦制造者，在家里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挑刺、找碴，这个过程造成了家庭里很多艰难痛苦，我和母亲都焦头烂额。”回首当年，薛舒认为，最难的是“这样的时刻，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那段时间，我就觉得为什么命运会把这样的事情降临到我们家或者我父亲的头上，为什么我要经受父亲生病之后家里鸡犬不宁的状况”。她坦陈：“这是痛苦的，但你必须要面对。”

那一年，“70后”薛舒刚过不惑，弟弟在外地工作，父亲的变化，让她很难继续进行小说家的工作。“于是我开始记录，记录父亲每天的情况。他睡着了，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我就开始写，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当我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一点点宣泄的机会。”这便是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从那部作品里，读者不仅直观地感知到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过程，照护病人的家庭挣扎，同时真真切切地认识了作品中的“父亲”，从青年到老年，他鲜活的性格、生活与奋斗。对身为写作者的薛舒来说，这或许是留住“远去的人”的一种方式。

那部作品之后，薛舒很久没再写过父亲。失能失智以后，父亲进了被她在心里暗自称呼为“临终病房”的社区医院，除了张开嘴等待喂食的本能动作，不再与人有任何情感互动。辗转两家医院“临终病房”的五年中，薛舒接触了一位位护工，一个个老迈的病人与病人家属。2020年，父亲离世，在特殊的时间阶段，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太多亲友送行，计划过又逃避过无数次的给父亲的悼词终究不必写了。这份遗憾，让薛舒决定“写一写生活在终点站里的人……还在我心里缓慢地活着的人”。这便是同样首发于《收获》的长篇非虚构《太阳透过玻璃》。

这两部作品今年结为“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联合出版，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呈现人人必须面对的当亲人乃至自己老去的话题。

薛舒“生命两部曲”

在作家陈丹燕的印象中，薛舒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开朗的人，喜欢高歌一曲。“我看到薛舒在这件事里一点点成长，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年轻开始，从父母照顾自己，到照顾自己的父母，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对作家而言，写虚构和非虚构相当不同，在陈丹燕眼中，写非虚构作品需要付出的心力很大，“特别是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作为表达对象，需要写作者自己有强大的心。对薛舒来说，写作是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完了，把它交给读者，接下来的工作是读者完成的，读者会用自己的经历丰富这两部作品。”

作为《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首发时的责编，《收获》杂志编辑吴越也感到，薛舒自己的性格底色和近乎哲学智慧的达观不仅在帮助她自己，也在帮助读者，“读这两部作品，有苦、有痛，但不会觉得被拽着往下走。”

“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开朗明快的人，我也很高兴。我不想用悲剧的语言去写悲剧，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经历着一些艰难，要用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表达这些艰难，我喜欢用更幽默或明朗的方式，这的确是我的本性。”薛舒说，这或许也要感谢父亲，“尽管他发病之后显得顽劣、不可理喻，但我深深记得成长过程中他给予我的那些东西，家庭的氛围，才养成我现在的样子。特别是写《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里头不乏欢乐的东西，是我在老年病房里看到的真实。如果你以悲苦的心去看待，的确悲苦，如果换一种视角，你会发现临终病房里也有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生活。”

薛舒的笑常常是读者和同行对她的印象。

看《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胸外科医生、科普作家王兴最大的感受是“坦诚”，“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他们经历的或许是我们的未来。而且我丝毫不觉得这本书仅仅是私人化的写作，看一个陌生人照顾他的父母的故事对读者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是在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如何照顾自己的父母。不是沉溺在自己的痛苦里，把读者往下拽，也不是把你向上提，跟着我一起乐观。如实地写下‘我是怎么过的’，你也一定会从中得到一点鼓励和启发，可以好好面对‘临终’这件事。”

在陈丹燕看来，这两本书更重要的意义是陪伴，“薛舒不是要教自己的读者干什么，比如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做，将来不会后悔——她的书不是这样。”

“如果你在陪伴亲人或是你自己就在经历病痛，它可能就像纸做的药丸一样，像一个安慰剂，让你的情感在其中得到安放。”吴越说，她跟薛舒说过，“你要感谢你老爸，他这八年把你忘了，没有说过话，不断给你添麻烦，但他也用一种倒着走的方式，让你把他写下来了，他成为你的作品，也因为走入你的作品而永恒了，定格成一个文学形象。薛舒和父亲通过这种方式互相成就了对方，父亲赠送给她写作的空间和材料，而薛舒把父亲永远留在书中，有多少读者读到这两部书，她的父亲就多活一次。对在临终病房遇到的父亲的病友而言，薛舒又像一位法医，从一个个躺在床上、看不到太多生活痕迹的人身上，通过蛛丝马迹的细节，一点点复原他的性格、经历、生活。在病床上动弹不了的那一具具躯体，在薛舒的眼里都是人生，而这些人生是可以与读者一起品味的。”

“我父亲是2020年去世的，把他最后的光阴写下来是2022年。回过头看，我很庆幸，没有在他住进医院开始就动笔。如果是那样，可能我写出的只是浮夸的、浮于表面的东西。”薛舒说。

“不经意间，薛舒也把过去八年的上海、我们这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写了下来。”吴越说。

读者排队等待薛舒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