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启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探索已有二十个春秋，回首如何与困境青少年家庭建立长久有效的联系与支持，点对点帮扶，仍然是一门需要不断深挖的学问。

从单一的物资支持到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从针对个体的个案辅导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关系疗愈、从回应物质需求到情感需求，二十年间，在困境青少年帮扶持久战中，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正在把帮扶工作做得更加全面、更具有韧性。

从物资扶助到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

作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中的老法师，上海市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督导徐丽玲曾面临过多场考验，在不同阶段帮助解决困境青少年家庭难题。

“家长的戒备心很强，一旦你提出任何建议，他们就会把门啪地一关，把你堵在门口。”徐丽玲告诉记者，早期，上门排摸却被孩子家长堵在门外的情况屡见不鲜。基于“家丑不外扬”的考虑，有的家庭即使极端贫困，但孩子的父母也始终高筑壁垒，将外界声音强制隔绝在外。在一次与困境青少年小白（化名）的接触中，徐丽玲无法与其母亲沟通，唯一一次还是在外婆家。

后来她便总结出了一套“物资先行”的登门技巧。利用发放帮困补助的机会，徐丽玲可以上门交流，一些“身边的物资”也会帮助她增加上门频率。在一次物资发放过程中，小白母亲偶然提到自己指甲很长但是没有指甲钳，她便把夏季活动宣传物料指甲钳等生活用品送上门。联系多了，小白妈妈也开始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参与社区活动。

作为困境家庭的刚需，物资是一块有效的“敲门砖”，是解决燃眉之急，获取家庭信任的第一步。而随着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推进，物资作为帮扶重点的阶段渐渐远去，发展型社会服务共同体建构模式逐渐形成。

身处新实践中的徐丽玲深切感受到了打造共同体模式的重要性。“如今只是需要经济补助的家庭少之又少，小朋友们缺乏的更多是与社会资源链接的机会。”帮扶工作中，为孩子创造发展机会成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新的重点。

在接触到身处单亲家庭的小明（化名）时，徐丽玲的感触尤其深刻。据他的母亲介绍，小明个性内向，不太爱出门。相较于补助，小明母亲希望孩子更多地可以提高社交能力。考虑到小明是学生，年纪还小，徐丽玲便为他链接到了社区的课业辅导资源。志愿者团队中年轻人居多，小明很快与大哥哥大姐姐们打成一片，在学业上有所进步，也学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成为班上的班干部，突破以往的“内向”标签。

“搭建不同主体参与的行动网络，可以融合多主体优势。经济困境只是一方面，更要关注到潜藏的监护和家庭教育困境，为困境青少年营造有利于成长的环境，创造发展机会。”和徐丽玲有同样的思考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不在少数，也已成为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服务困境青少年的一致方向。

从个案辅导到家庭关系的疗愈

在家里偷偷开煤气、在楼道信箱里纵火、破坏社区的公共设施……父亲再娶后，小华（化名）闯祸不断，110屡次出警，社区居委、民警轮番调解均没有结果。有一年元旦，七包榨菜成为了父亲留给他仅有的食物。

十多年前，小华的学校向街道求助，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的社工李诗蕙接到了转介。在学校心理辅导室，她第一次见到了小华。当时，班主任描述小华的状态是“屡次拿刀割自己的手腕，询问同学怎样的死法比较好。”头发蓬蓬的，大冷天校服里面只套着一件T恤衫。李诗蕙面前的小华，不抵触交流，但精神状态萎靡，倾诉欲望很低。了解到小华喜欢跑步，李诗蕙从兴趣入手，鼓励他参与各类跑步比赛。进一步熟悉后，她又邀请小华参与“3·5学雷锋”等志愿服务活动，帮助他在社区志愿服务中感受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收获他人认可的自我价值感以及积极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李诗蕙关注到了重组家庭中构建成员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告诉小华父亲要承担起监护人的义务，并进行多次约谈，结合法治教育对其进行规劝。最终小华的情况逐渐改善，从以前的逃课打架转变为晚间出门会告知家人或社会工作者，小华父亲也带着继母搬回了家。

2019年，李诗蕙接触了一个因喜欢《樱桃小丸子》而得名“小丸子”的女孩，进一步将“家庭治疗”模式成熟运用。小丸子原本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跳舞和看动漫。在母亲生意失败，借套路贷负债80多万元后，母亲情绪崩溃，家庭氛围急转直下，她与小丸子的外婆都患上了精神疾病，小丸子也自述“快要崩溃”。在此情况下，减缓孩子情绪压力，释放不良情绪迫在眉睫，而关键的前提是为小丸子修复家庭环境。李诗蕙积极与家庭中的三位成员沟通，引导丸子母亲担负监护人的责任，希望外公能多照顾服务对象的生活起居，同时外婆也被及时送到了精神卫生医院进行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辅导，家中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小丸子的不安情绪得到了缓和，逐渐又有了笑容。

青少年本身有其生理心理发展的特殊性，在心智尚未成熟的阶段，家庭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父母依然重复旧有教育模式时，即使多次约见困境青少年展开工作，仍然容易效果受限。在李诗蕙看来，不良家庭关系已经成为阻碍青少年成长的拦路虎。协助家庭成员担当家庭中应承担起的角色，形成家庭成员间的良性互动是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新的工作重点。

从满足物质需求到关注情感需求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我要做的就是坚持我的社工梦。”在年纪尚小之时，华芳因为一部描写社会工作的港剧埋下了从事这份职业的种子，高考后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社会工作专业。在2004年上海市开始招募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时，华芳积极报名，顺利成为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一名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十多年前，华芳最初服务的是一名吸毒人员子女。父亲吸毒过量去世，曾经到了10岁都还没上过学，勉强拿到初中毕业证的小亮（化名）就是她的服务对象。针对小亮比较迫切的学业问题，华芳的服务重点是为其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她积极链接由市慈善基金会、团市委和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共同举办的面向本市户籍社区青少年的“阳光下展翅”中专班，让小亮免费读书，最终拿到中专学历。这之后，在小亮萌生当兵的想法后，华芳与同事们又坚定不移地陪伴、支持着他追求人生目标。

近年来，“钻到桌子下不敢见人”的小峰（化名）是华芳接触到的另外一位比较典型的困境青少年。与小亮更需要实质性的资源支持不同，小峰是当代困境青少年的典型，他们更需要情绪和情感的支持。

小峰的父亲贩毒，后去世，母亲因诈骗罪入狱，邻居叔叔是小峰新的监护人。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小峰即便有人照护也很自卑。为此，华芳有针对性地经常引导着小峰参与困境青少年的同伴活动。

参与同伴活动不仅能拓展小峰的社交范围，还能让他了解到“并不是只有我是这样的”，而有的孩子即使身处逆境但仍然非常优秀。多次参与同伴活动后，小峰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从一开始的战战兢兢，到现在他已经可以逐步接受并表达自己的状况。

从小亮到小峰，华芳清晰感受到了新情况与新挑战。早年，更偏向“资源扶持”，让困境青少年“有人管”，而如今，像小峰这样的孩子则更需要情感支持、社会融入和社交拓展。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困境青少年群体的重视，困境青少年无人照护的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推进本市困境青少年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明确，对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困境青少年，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介入，保护青少年人身安全，建立明确的“谁来评估、谁来保护、谁来干预、如何干预”的六位一体保护的长效机制。

下一步，如何帮助困境青少年尽快融入社会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虽然经济条件好了，但现在的孩子更加敏感。”华芳介绍，目前她接触的困境叠加情绪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帮助孩子多与社会接触、提升自我价值感、增强抗逆力，将会是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之后新的工作重点。

对于这一场困境青少年帮扶持久战，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黎很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困境青少年成长的关键阶段，为其提供积极正向的环境和支持意义重大。随着社会基本民生保障的夯实，相较于传统的社会救助，能够提供多元发展性支持，致力于“人境共优”的专业社会工作更加契合困境青少年发展性帮扶的新模式。这二十年间，从物资到全方位的支持，从单兵作战到如今多元共同体参与构建的社会支持生态圈，上海的专业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以发展为导向，回应困境青少年日益期待的多维发展性需求，这也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