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对医疗、人口、文化等多项数据进行公布。其中，出生人口的相关数据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

据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其中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5.0%。

自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当年出生人口迎来了短暂的增长，但此后至今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去年更是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人口出生率整体下滑的趋势下，长三角地区表现如何？

按照各省的出生人口数算，江苏和安徽凭借44.5万和43.8万的新生儿排在全国第6和第7；浙江拥有41.2万的新生人口，排在中游偏上；而上海则依然排名倒数。

从出生率来看，整个长三角只有7.16‰的安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上海两地则是降到了5.23‰、4.35‰。

出生率不断走低，而与老龄化直接相关的死亡率维持在高位，由此导致长三角自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江苏出生率下滑最为明显。

相比起邻居浙江，江苏这几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不算突出，2022年江苏仅有约10万人口的增量，远不及浙江（37万），甚至也比不过安徽（14万）。

苏中、苏北地区人口往上海流动，使该地区生育人口的底盘缩小，无法为全省生育率的提高提供动力。所以江苏在2021年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去年更是达到-1.81‰。

那么，对人口有很强吸引力的浙江为何出生率也不高？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来看，原因有三。

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受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其人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成为育龄妇女不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浙江的问题也是长三角地区共有的问题。在上海市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的一项调查中，不少不打算生育或继续生育的受访者也提到了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的问题。

针对这些理由，三省一市在近几年也都推出了相应的措施。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真金白银的发钱。

例如，杭州在8月份发布孕产补助和育儿补助政策，对二孩和三孩分别发放最高7000元和25000元的一次性补助。

其次就是解决结婚、怀孕、育儿、养老等带来的“后顾之忧”。

长三角多地在近年延长婚假、产假、陪产假、独生子女假，从生育和赡养的角度来缓解适龄人员的压力。

扬州另辟蹊径，在上个月发布了《扬州市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托育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企业加强职工子女托育托管服务工作，让职工可以带娃上班。

尽管各地做出了很多政策上的尝试，但根据调查结果反馈，一些受访者认为现有的政策补贴对于把一个小孩养育成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来说其实杯水车薪。

生育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除了经济上的补助外，还应该具备总体思维，综合考虑在子女托育、住房空间、教育成本、税收减免、生育保险、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