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写真之类》算是比较难翻译的文章，但翻得还不错。当然，误译的地方也有一些。给鹿地先生看看怎么样？（如果鹿地先生也要翻译的话），可以作为翻译同一文章时候的参考。”落款“L”。

这封信里的“老板”即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L为笔名鲁迅首字母，其署款体例与《鲁迅手稿全集》第8册中所收的致内山完造书札三通完全一致。4月1日，《鲁迅重要文献展》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内山书店旧址开始展出，其中最为珍贵、罕见的文献当属这封首次与世人见面的鲁迅日文信札。

“痛失师友，悲从中来。去世前二日，鲁迅突然到访，我们欣喜若狂。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聊了各种话题。那天起风，气温骤降，但鲁迅不让我们送他，一个人走进风里离开了。至今我仿佛还能看到他当时的样子……我和鲁迅先生的感情跨越国界……”

鹿地亘，本名濑口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在日本国内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参加反战活动，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迫害，不得不于1936年初，乔装改名，秘密登上驶往中国的客轮。到上海后，经内山完造引荐，与鲁迅结识。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和介绍下，他开始为日本改造社翻译、介绍中国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当时，鹿地亘已经开始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由于中文水平有限，在翻译中，时常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向鲁迅及其助手胡风请教。

在这封鹿地亘写给日本大分县父母的家书中，记述了鲁迅病逝前两天，不顾重病在身，亲往鹿地夫妇在虹口窦乐安路（DARROCH ROAD）今多伦路“燕山别墅”35号的寓所，逗留了一个小时，叙谈甚欢的情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鹿地亘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门访友所见之人。10月22日，鲁迅出殡，鹿地亘作为扶灵人之一为先生送行，是扶灵队伍中唯一的日籍人士。鲁迅的独生子周海婴当时年仅八岁，对死生大事，还没有深切的体会。鹿地亘在信里记述到，海婴在葬礼会场吃着虾饼，蹦蹦跳跳，读之令人泪目，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日本左翼文学青年对鲁迅深挚的感情和无尽的哀思。

鹿地亘的这封信札，记人记事细腻传神，而其“附件”更加珍贵，竟是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亲笔信，在近年所见公私鲁迅墨迹中，尚属首次发现。虽未具年份，但不难推知，此信写于鹿地亘着手翻译鲁迅杂文选集之初的1936年“八月廿六日”。与日本收藏界多有联系的媒体人沈琦华介绍，去年初，鹿地亘一批文献资料被日本藏家整体收购，这封珍贵信札正是在其中发现的。这批文献“回到”中国、上海，在内山书店旧址第一次公开展出，既是一段特殊友谊的见证，令人触摸到当时进步文化人士交往之“温度”，同时也是上海和虹口的城市文化记忆重要篇章。

鲁迅逝世后，东京改造社迅速做出决定，将原本即将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扩充为七卷本《大鲁迅全集》隆重推出。鹿地亘成为该书译者之一，专司杂文选集部分翻译工作。从鲁迅生前这封日文短札中可以看到，鲁迅在审读《论照相之类》（日译本题为《写真の類》）一文译稿后，向内山完造建议，不妨将译稿给鹿地亘看看，如鹿地亘要另译，可参考此译本。对探究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成书经过而言，无疑是近年发现的最具文物价值的鲁迅墨迹实物。

鹿地亘藏札中还有鲁迅挚友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写给鹿地亘父亲、汉学家濑口真喜郎的两封信，信中简要介绍了对鹿地亘的印象和翻译《大鲁迅全集》的大致情形。展览中，读者还能见到鹿地亘家庭影集、鲁迅赠日本汉学家藤塚邻的《中国小说史略》毛边签名本等珍贵实物。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甲、乙两种纪念本也在展览中展出。1936年11月，许广平在鲁迅生前好友的协助下，拟定了《鲁迅全集》目录，送南京政府内政部审批。时隔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内政部借故拖延。1937年5月，许广平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约谈，对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达成共识。事与愿违，8月淞沪会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出版业务陷入瘫痪。1938年春，成立了一个由上海地下党领导、各界人士参加的出版机构——复社，8月，20卷本《鲁迅全集》由复社正式出版发行。

其中，乙种本编号印制200套，皮脊烫金，用重磅道林纸精印，顶口刷金，版权页为竖长红色线框，有“鲁迅”白文版权印花，整套装楠木箱，书箱盖上刻有蔡元培手书“鲁迅全集”。此为爱国实业家荣德生旧藏纪念本，编号为172号。另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致荣德生委员实寄封一枚，上钤“密件”蓝色长方小印。

展览由上海报业集团指导、新民晚报社和虹口区委宣传部主办，明起至4月9日免费向市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