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过去了。回想起诺贝尔奖最初设立、颁发之时，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仍在世，彼时其文学成就早已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可，但托尔斯泰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托氏家庭，也因该奖产生过一些论争。

托尔斯泰与妻子。

来自妻子的担心

诺贝尔奖的设立，旨在奖励“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对于文学奖，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是这样定义的：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但首届文学奖的颁发，时间已经推迟到了1901年。这段时间，瑞典方面对获奖者的择选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从托尔斯泰夫人托尔斯泰娅的日记中可知，早在诺贝尔去世的第二年（1897年），她的家庭就因为此奖出现了论争。当年8月31日，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中说：“所有的房间都被占用了，到处都是谈话声，好个忙忙乱乱的景象。这使我很厌烦。这些先生们好像是等待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做出什么举动，而他却果然决意写封信并在国外发表。”日记还较为细致地说：“事情是这样的：瑞典的石油商人诺贝尔写下了遗嘱，要把他的百万财富赠给那为和平，也即为反对战争而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瑞典有关方面曾就此事开会商议，认为维列夏金是合适人选，因为他用自己的绘画表达了反战思想。但后来进一步了解到，维列夏金并非基于原则，而不过是偶然地表露了这种反战的意思。于是又认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资格得到这笔奖金。”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当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不会拿那笔钱的，但他却写了封信，说为和平做事最多的是杜霍布尔教派（也译为‘非灵派’）信徒，他们拒绝服兵役，因此遭到残酷的迫害。”托尔斯泰娅记述得其实不够准确，她把发明家的诺贝尔与瑞典石油工业家记混了。

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托尔斯泰的写作，他在补记的日记中说：“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是……瑞典报纸上那封关于因杜霍布尔分子而授予诺贝尔奖的信件打断了写作。索尼娅（即托尔斯泰娅）担心，很可怜，但我不能不做。”托尔斯泰不满意妻子对自己写作的干涉，他在9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昨天写好了给索尼娅的信，告诉她，在我的写作里不能受她的意见支配。这封信发自内心，怀着善良的感情。她也怀着同样的感情理解。”看来，为了获得妻子理解，托尔斯泰还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托尔斯泰的这封公开信，经一位名叫拉盖列特的人翻译成瑞典文，寄给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言论报》，明确谢绝了接受该奖项。他认为，此奖应该授予反正教仪式派教徒。他们才称得上为和平，为反对战争做出贡献者。当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还有这样一笔记载：“信件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此公开信的俄文本，要迟两年才发表在1899年的《自由思想》杂志上。虽然托尔斯泰娅记述此事，主要是不满托尔斯泰在此信中“粗暴而激烈地谩骂俄国政府”，怕因此“使我们遭到流放的惩罚”，但却清晰记录了早在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的前四年，获奖者的择选工作已经在积极地进行了。

托尔斯泰身着农民服装，列宾画于1901年。

五花八门的候选人

为了权威地颁布诺贝尔奖，被授权的瑞典科学院作出了巨大努力。首先，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1900年，一个特别的机构“诺贝尔现代文学图书馆”建立，目的是追踪世界文学的发展。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及规定，文学方面享有获奖候选人推荐权的人员是：大学和大学学院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瑞典科学院及其他体制与目的相似的科学院、研究所和学会成员，本国文学创作界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主席以及先前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这是一个由多国人员组成的庞大的选举机构，考虑到这种状况，他们还起草了一个用德、英、法三国文字表述的通报，向世界许多国家寄去，并限定推荐材料必须在1901年2月寄回瑞典科学院。

据资料可知，递交上来的获奖候选人五花八门。有的组织推荐了一位文学史家，而现在他的名字只在陈旧的书籍上才能见到；有的教授推荐了一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的歌手，说他有着“卓越的抒情才能”。但是，主要候选人还是主要集中在作家身上，在文学色彩最斑斓炫目的法国，他们推荐了写出《卢贡家族的命运》《小酒店》《萌芽》等出色作品的爱弥尔·左拉，写出《巴士德一生》的作者勒内·瓦莱里，以及写出史诗《卡朗达尔》、抒情诗集《金岛》的诗人米斯特拉尔。波兰推荐出他们的优秀儿子，后来也获得该奖的显克微支。而英国，这个颇为自矜的国度却意外地在表格上留下空白……

在这份名单中，一位法国推荐的候选人获得了很多支持。他就是优秀诗人、一流的学士院院士苏利·普吕多姆。推荐者中签名的，有十多位文学界名流，并且后来陆续有学界权威表达赞同。这个阵势和规模，使得先前的散乱名单迅速归拢。瑞典科学院的决定便没有太犹豫便明朗了。1901年11月，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被告知获得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感谢他直到最近还作出的显著成就，特别是他的诗歌：那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以及罕有的伟大心灵与智慧的结晶”。

11月19日，苏利·普吕多姆深情作答：“我感到一种十分自豪的兴奋，想到这如此崇高、许多我认为高于我的作家都在争夺的荣誉，以及这荣誉给我的作品的所有奖赏都将属于我的祖国，我心里非常高兴。”

当然，距离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周年），这个颁奖的日子还有几天，获奖者是必须严守巨大秘密的。可准备工作已在紧张操作：评论苏利·普吕多姆的著作被译为瑞典文字，以备颁奖当天发行到瑞典所有书店。为掩饰目的，加斯东·帕里斯的作品也列入法国“思想家与诗人”丛书……

第一届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音乐院庆贺大厅举行颁奖仪式。但遗憾的是，文学奖得主没有露面。苏利·普吕多姆因长期卧病，未能前来，法国公使马尔尚以他和法国的名义出席领奖。这笔大奖的数目给获得者极大的惊讶。苏吕多姆说，它至少四倍于自己35年来获得的诗歌收入。他随即告诉记者：“我想起我年轻的同事，他们无法出版他们的首批诗歌。我想给他们留一笔款，使他们得以出版他们的处女作。”

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吕多姆。

“非常高兴没有颁发给我”

但是，由于世界多个国家的深切关注，加之对文学理解难能统一阅赏趣味，苏利·普吕多姆的获奖还是引起了争议。颁奖国瑞典有家报纸带着嘲讽的笔调这样说：“没有选中托尔斯泰，没有选中易卜生，没有选中比昂逊，没有选中蒙森，没有选中史温本，没有选中左拉，没有选中阿那托尔·法朗士，没有选中米斯特拉尔……人们选中了苏利·普吕多姆。不过，我们该满意了，弗朗索瓦·科贝没有入选：以他那种无伤大雅的多愁善感，他是会被目前的瑞典科学院看中的。”

这还不算，著名作家斯特林堡和拉格洛夫（后者获19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他43位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还共同签名，向遥远的托尔斯泰表达态度：

“在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刚刚颁发之际，我们这些签名的瑞典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渴望向您表达我们的惊异之情。我们不单把您当作是现代文学的可敬老人，而且把您当作是最伟大、最深切的诗人之一。我们觉得，您应该受到重视，尽管您本人从不奢望任何种类的任何奖赏。我们认为，负责颁发该奖的机构，鉴于它目前的组织，完全没有作出有利于艺术或符合民众意见的裁决。为此，我们更觉得有责任向您说这些话。我们将决不允许在外国（我们甚至代表我们遥远的人民），自由思想和自由创作的艺术不被当作最优秀最永恒的艺术。”

由于诺贝尔在遗嘱中将“文学奖”限为“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的作品”的规定，所以刚开始颁发这项奖时，瑞典科学院经常感到为难。这个限定最初被狭隘解释了。苏利·普吕多姆的获奖，这一点也被特别强调了。法兰西学士院后来在感谢函中说：“苏利·普吕多姆先生由于他的个性和才华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敬重。人们感谢他庄重的生活和崇高的感情，特别感谢他对理想事业的忠诚……”

另外，遗嘱中还有奖金应当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的限定，也将在之前已创作出重要作品的作家隔在了门外。这两条限制当初使世界文坛许多名流落选，托尔斯泰也许也是被这两条限定最终排除在外的，虽然他本人并不特别在意。他这样来回答瑞典名流抗议者的信：

“我非常高兴诺贝尔奖没有颁发给我。首先，拥有这笔在我看来与其他只能产生罪恶的金钱无异的奖金会使我很为难。其次，得到那么多素昧平生的重要人物所给予的同情，我感到十分荣耀和狂喜。”

这种对金钱的看法，在托尔斯泰晚年中是一贯的。这一次，他及妻子的日记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也许，他们真对此奖没有什么兴趣了。

1908年5月的托尔斯泰。

不可避免的争议

后来，诺贝尔文学奖修订了这两条限制。“前一年”，不一定局限于只考虑在那个时间之内所作出的成就；“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有了改变，现在的广义解释，更多是以其精神而不是以其文字为基础。但尽管如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引起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度的获得者库切就因其读者很少而引发过质疑；后来鲍勃·迪伦获奖，他的主要身份为歌手，产生争议也几乎不可避免。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一百年多来，它为世界的读者推举出了多位伟大作家及其杰出著作，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诺贝尔奖授予的作家，颇有一些人的著作已很难寻觅了，在一些小型点的文学工具书中，他们的名字都难能出现，就连一些外国文学专业参考书内，他们也不能作为正选，只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中得到简介。这种结局当然与时代变迁影响到人们的阅读趣味有关，但文化背景的局限，也使瑞典科学院评委常有偏颇的眼光和举动，大奖常常引发各方争议也就在所难免。我们仅从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中，就可略窥其中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