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拒绝过导演一次，《我不是潘金莲》有原著小说、有电影版，我还能演出什么新的东西呢？后来，和导演见面，我反而对导演产生了兴趣。他讲述故事的方式，不完全是电影和原著小说的角度。是那个故事，又好像不是那个故事。”中秋小长假，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在东方艺术中心连演三晚。这是90后新锐导演丁一滕执导的第一部大剧场话剧，也是主演张歆艺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的第一部舞台作品。

“有一回，导演和另一个剧组的同行聊天。他们互相问，‘（主演）给了你多少排练时间？’对方答：29天。那张歆艺呢？导演答：95天。导演告诉我，他看到对方惊得下巴都要掉了。”张歆艺坦言，“排演这部剧到现在，我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排练，到点下班，回家陪儿子，早早入睡，第二天送完儿子上幼儿园，再去排练。”

“我很感激，在这个年龄、这个环境中，能带着这样一部作品在优秀的剧场里绽放。”张歆艺说。

当你筋疲力尽，可能就是接近正确的时刻

张歆艺，1981年生人，走进排练厅，面对年轻十来岁的导演，她坦言有过怀疑，“我年长你这么多，有那么多表演经验和生活阅历，你凭什么指导我？”几个回合下来，丁一滕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西方现实主义表演结合的“新程式”，让她感到新鲜又科学。“一句台词的呈现可能要演上30个版本，当你筋疲力尽，可能就是接近正确的时刻。”

在张歆艺眼中，演话剧是一种挫折教育的过程。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不行，也要迅速爬起来。

3月，《我不是潘金莲》在广州首演，“观众3分钟一小笑，5分钟一大笑。当你在台上把包袱抖出来，得到新鲜的反馈，台上台下的互动太美好了。”张歆艺说，“后来赶上疫情，我们一直在排练。我说，老天爷对我们挺好，能花这么长时间排一部剧，不是‘贵族’是什么？”

“拿到一个很好的文本，演员的任务就是把其中幽默、悲伤、发人深省的部分变成行为，让观众感受到。”在张歆艺看来，舞台上的创作，特别有身为演员的尊严感。“步入中年，要思考如何继续演艺路时，遇到这样一部可以让你‘不计成本’的作品，很幸运。”

有多么大的曝光量，一定是好事吗？

《我不是潘金莲》每演到一个城市，剧组会和观众建立微信群，听取意见。

“表扬很多，但我对批评印象更深。比如有观众说：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潘金莲？过于漂亮的皮囊让我怀疑。不过，他也说，演到后半段，我开始信了。其实，对李雪莲的造型，我们开过很多次会。一开始，这个人物是对生活有美好期待的，镇上有发廊，为什么不能让她打扮打扮，烫个头？这是一个本来对生活有盼望的女性，跌落到低谷被拯救，又再跌入低谷的故事。”谈到剧中设计，张歆艺滔滔不绝。

“排演时，旋转舞台有一次调速错了，一下子开到了800，我差点被甩出去。但那种感觉特别像电影里的升格镜头，我说，能不能再快100？导演拿手机拍了一下，配合多媒体，确实特别像电影升格，被甩的那一刻，人的状态仿佛出离，情感阀门一下子被打开了。有一天，我在舞台上听到观众在这一段的哭声。剧作的开头最初有些冗长，能不能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处理舞台上的故事时间线？剧本结构作了调整，用闪回的方式解决了速度问题，场景变换更快，目不暇接。”张歆艺感慨，能在排练场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并被采纳，“创作的感觉很愉悦”。

“有戏演，能创作，有人信任你，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我一直怀疑，有多么大的曝光量，一定是好事吗？”张歆艺说，每个人都有焦虑的阶段，不光是30+、40+的演员，“一个选秀一波新人，可能一个暑假就被淘汰、被淡忘。要不然怎么会出现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闻’？”

把有限的工作时间，放到最值得的工作上

《我不是潘金莲》10日至12日在东艺演出，19日起，袁弘要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舞台剧《弗兰肯斯坦》中文版。夫妻俩在上海“擦肩而过”，张歆艺扳着指头算日子：“之后，我要去杭州拍一部电影。他可能可以赶上我的最后一场演出，我可能也能赶上他的最后一场。”

一对演员组成的家庭，“漂泊”似乎是常态。“我和袁弘有个约定，孩子3岁前，要尽可能让他每天都见到爸爸妈妈。家里不能两个人都不在，要尽可能都在。”

成为母亲后，张歆艺有个原则——把有限的工作时间放到最值得的工作上，“社交时间基本没了，不是那么有欲望的工作就不接了。”孩子3岁前，她几乎停顿了自己的演员工作。“是牺牲吗？我不这么看。如果要好好陪伴，必然要放弃一些机会。但你得到了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到外面观察不来、体验不到的。”

拿袁弘来说，《弗兰肯斯坦》里的角色有段表演，就模仿了儿子小时候走路不利索、说话不清楚，但很有表达欲望的状态。“演员要记住生活中的感受，无论是酸楚的，还是亢奋的。所以，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怎么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没有标准答案，但还是要勇敢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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