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手工制造业的一个高峰。随着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官营、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使手工制造技术较前代有了显著提高，产量有了明显增加。制作精美的丝绸、金银器、三彩器、瓷器和铜镜大量出现，展现了隋唐手工制造业高超的技术水平。

在展中

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基建工地下发掘出土了一座唐代金银器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还有玛瑙、琉璃、水晶、玉石等多种罕见器皿。这些盛世遗珍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被考古学家称为“何家村遗宝”，中国权威考古机构将其列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展中

在此次“与天无极——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的展厅中，展出了数件何家村窖藏出土银器，历经千年岁月，仍闪烁银光，体现了唐代冶银技术的发达的同时，也无声展现着盛唐时期文化交流融合带来的历史印记。

“五两朝”银板

何家村窖藏中，“五两朝”银板共出土53件，锻造成长方形薄板，表面有锤揲痕迹，打造规整，首有穿孔。唐代银板、银铤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江苏丹徒等地多有出土。按其铭文内容，可以分为地方铸造和中央铸造。地方铸造主要来自于各地的土贡、赋税和进奉。送交到中央官府后，常常还要重新铸造，藏于国库或皇室内库。《唐六典》卷二〇记：“左藏有东库、西库、朝堂库”，这些刻有“朝”字的银板，是中央铸造、国家库藏之物。唐代的金银铤、银板、银饼等物，并不具有一般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只是作为财富用于储藏和大额支付，或作为打造金银器物的原料。

“十四两半”墨书银碗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皿中，有90件带有墨书题记。此件银碗上的墨书题记“十四两半”，应当是中央官府或皇室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记录，而不是仓促埋藏前的临时书写，且墨书之后再没有使用的痕迹。这些墨书题记表明唐人对器物的严格管理，对于揭示唐代衡制，反映检校藏品具有重要意义。墨书是银碗的标重，唐代金银器的计量词共有五个，即“斤”、“两”、“分”、“钱”、“字”。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于四分，一两等于十钱。以安史之乱为界，初、盛唐时一两约合今42克左右，中晚唐时期一两约合今40克多。按何家村所出银碗称重数与墨书数折算，一两合约40.3克，与中晚唐时期衡制相符。

“七两三分”墨书折腹银碗

唐代金银器按用途可分为饮食器、杂器、药具等几大类，制作手法有模冲、钣金、浇铸、切削、抛光、铆接、鎏金、锤打、錾刻等，许多器物都是综合运用多种工艺制作而成。折腹器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8世纪初的陶瓷、金银器皿上多有体现。早期金银器具有浓厚的波斯萨珊风格，之后，从器型到纹饰都逐渐中国化。

素面银盘

唐代冶炼白银采用的是“灰吹法”，即利用灰窠和鼓风燃烧的方法提炼白银。其原理主要是利用银铅互熔，使银溶于铅中，通入空气，使铅氧化沉积，提炼白银。素面银盘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21件，规格形制一致，推测为同批制作或作为餐具成套使用。以金银为器则益寿的观念在我国古代诸多王朝的皇室贵族中普遍流行，而唐代则是把这种理念发挥到了极致，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

盛唐气象，灿烂辉煌，颜色鲜明的三彩器、制作精美的铜镜、温润细腻的瓷器、银光熠熠的金银器，都向千年后的我们展现着大唐的盛世繁华。

（转自：上海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