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具有浓郁青春色彩的顺口溜“玩在复旦、吃在同济、住在交大、爱在华师大”，在上海大学生中广泛流行。不过，“吃在同济”的传统，可上溯至上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在很多同济老校友眼里，打造“吃在同济”并享有“同济牧马人”声誉的江景波校长，功不可没。

民以食为天。“吃”在同济大学算是沪上高校一绝，“吃在同济”也已成为同济的标签。同济的“吃”可是有历史的。2006年，1907年出生、1925年考入同济的魏述徵回忆：“在我入学的时候，同济就以伙食好闻名了。但毫无疑问，受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及生产力水平较低影响，和其他大学一样，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同济学生校园生活总体上是缺乏保障的，上世纪40年代爆发的‘反饥饿’运动便是例证。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因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济学生‘吃’的质量稳中有升。”

2006年，云南省中医医院为同济校友、与同济大学同龄的魏述徵举行百岁华诞及从医七十二周年庆典（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1953年，徐吉浣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同济。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初步完成院系调整实行全国统考的第一年。就在徐吉浣步入同济大门前的几个月，毛泽东提出学生要“三好”，第一条就是“身体好”，还有学习好、工作好。为此，全国各地各级学校除了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外，还在“吃”上面动足脑筋。

如今，年事已高的同济老校友都认为当年同济的伙食的确办得不错，他们甚至都还记得食堂里有道菜：底菜是鸡毛菜，上面有一块大肉或者鱼之类的，很受欢迎。同济食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每个星期总有一天的菜特别“实惠”，同学们称之为“打牙祭”。这一天上海很多高校学生通过“中学同学”“老乡”等途径来到同济，食堂往往供不应求，“吃在同济”的名头也就传开了。

1952年建成的同济建筑——“大草棚”，兼具礼堂、食堂等功能（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当年的“红人”，曾担任同济学生文工团团长的叶祖攸是在1956年考入同济的。想起过去，他满脸幸福。“我进学校时，每月伙食费标准是12.5元。我们当年就餐在新盖的第二食堂，八个人一桌，菜很丰盛，饭敞开吃，中秋节还发月饼。”吕光达是1959年走进同济园的。他回忆：“有一段时间在食堂吃饭不用饭菜票，饭也是不定量的，就装在大饭桶里，里面放有好几个饭勺，同学们随便盛。但戴眼镜的同学可苦了，遇到很多同学都围着一个饭桶‘抢’饭勺时，热饭的蒸汽上来，眼镜片上一片雾气，根本看不见饭勺。无奈，这些同学就用一只大的饭碗，一次搞定。”

2016年，同济大学费涵昌教授（左二）、原同济学生文工团团长叶祖攸（左三）、沈荣芳教授（左四）在经管学院共忆校史（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曾是校广播台播音组成员的向隆万回忆：“我是1958年考进同济工民建专业的，后改读数学专业，1960年起被送到复旦数学系代培，最后拿的是复旦的毕业证书。当时，我经常复旦、同济两边跑。复旦文科讲座特别多，饶有趣味；同济伙食好，实在吸引人。当时已有同学说‘玩在复旦，吃在同济’了。”

1960年，广播台播音组合影（同济校友供）

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金，农村来的同学基本都有助学金。城里同学如小业主、小职员等家庭出身的，也有数额不等的助学金。助学金每年评一次，先是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15.5元、12.5元、9元三等，后来分14元、9元、6元、3元四等，特困生还可以补助3元零用钱。

1960年底，同济党委成立了“生活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办好食堂、保证睡眠、严格执行作息制度等措施，保证学生、教师的身体健康。这个时候已经有粮票了，学生就餐时需要买饭菜票，实行分食制。菜分甲0.15元（有鸡蛋、鱼、肉）、乙0.10元（有荤加素）、丙0.05元（基本是全素）三等。叶祖攸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想尽办法，尽量让学生能吃饱肚子。1960年到崇明参加围垦，劳动强度大，学校除给定粮补贴外，还给了一些罐头食品为我们改善伙食。”

1960年上海市粮票（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冯桂烜是1962年9月入学的。他的日记记载，当时国家经济仍比较困难，粮食定量供应，男生定量是每月33斤，女生按自己的饭量自报，每月26斤到30斤不等。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12元，不分等，每人一张菜卡，每餐划卡吃饭。到1964年，毛泽东提出要关心大学生身体健康，每月的伙食标准就提高了3元，增加到15元。冯桂烜在1964年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的身体，把伙食费标准提高了三元钱，食油（菜籽油）定量增加到半斤（每月）。”从1964年4月起，助学金一律每月增加3元，甲等达到了17元。刘桐林回忆，自己当时享受甲等助学金，伙食费全免，课本费也免，另有3元的零用钱。

老同济人都对“大草棚”记忆深刻，那是同济第一学生食堂，曾经是同济最大的食堂，学校很多重要的会议也都在这里召开。后来，在大草棚旁边又盖起了第二学生食堂。1962年，同济建成了大礼堂兼饭厅，同学们都称之为“新饭厅”。这里一度有方桌无凳子，同学们都站着吃饭。

当时，同学们都是自备饭碗。多数人用的都是要凭“工业券”购买的搪瓷碗，饭后用布袋或毛巾缝的袋子装着，挂在食堂里。不开饭的时候，食堂四周专门设置的钉子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碗袋，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同济第一食堂菜票。这时候“大草棚”食堂已经拆除（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在年长一些同济人的记忆中，“吃在同济”有“同济牧马人”江景波校长的功劳。江景波毕业于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在担任同济校长期间，经常到食堂听取学生建议，千方百计改善伙食。2020年春，江景波逝世，很多同济校友发文怀念、感谢老校长。

1981年的同济食堂，已经推出了款式多样的糕点，深受欢迎（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1986年，同济大学时任校长江景波在食堂与学生交谈（同济大学校史馆提供）

有很多普普通通的后勤职工，也为“吃在同济”作出了贡献，比如阮校根、张玲夫妇。阮校根是浙江上虞人，1956年从上海入伍，炊事兵，1957年入党，1960年退伍到同济后勤食堂工作，曾任膳食科长。他回忆，同济闻名上海的那座50吨冷库建于1973年，造价3万元。张玲是江苏盐城人，1959年从校外工厂调入同济实习工厂不久就转至后勤食堂，还管理过冷库，直到退休。

同济食堂职工合影，摄于1978年前后。前左一为专门切大排、烧大排的朱尔康，前左三为阮校根（阮校根、张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