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走了。这位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耕耘者和见证者，也是东方银幕上美丽、坚强、自主女性的化身，久久地为一代代观众所品赏、回味。触电一辈子之余，秦怡老师还有笔耕的爱好。在此，我们奉上多年前她在朝花副刊提笔纪念另一位电影艺术表演大师赵丹的文字，其间的惺惺相惜、共同的艺术趣味与敢为艺术讲真话、做真人的态度，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阿丹去世了，我不能信。阿丹，这样一位一直被人认为青春常在，性格开朗，即便在“牛棚”里也是乐观的艺术家，却走在别人前面，先离开了大家，与世长辞了。这怎么能信？怎么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啊？！

今年六月底，我去江西演出之前，在华东医院的门诊室遇到了阿丹，当时我只知他有点胃病，而他自己也是充满了信心与希望，跟我说准备出院后就要参加与日本合拍的影片，我希望他静心休养，早日康复，他堆满了笑容说：“是啊，我也这样想，所以即便住医院也是不痛快的，但为了今后的工作，必须养好身体。”

年轻时的秦怡。图片来自新华社

当时我因急于离沪，只与他匆匆谈了几句。他跟我说：“我真想‘胡说八道’，能让我‘胡说八道’就痛快了。”我理解他说的“胡说八道”的含义，也就是说他多么想敞开了说说心里的话，抒抒长久以来积郁在胸中的闷气。我笑着对他说：“那你就说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对人对己都有好处。”他微笑着开玩笑地说：“秦怡妹妹（过去他们一直这样称呼我），现在真会说话了。”

在他逝世前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了他的“胡说八道”，感到他终于把话说出来了，但未想到他还不知道我们读了他文章的反映，他却已离开了我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阿丹才六十五岁，他还可以为人民做许多工作，他还未完全实现他毕生的愿望，他死得太早！究竟是什么这样快夺走了他的生命，是什么使这个“乐天派”再也不动不笑了？那无边的长夜，昏乱的年月，又历历在目，而今在这灿灼的星夜，他却悄悄地凝静了，无声无息了，难道生活就是这样残酷？

2018年，电影人一起为96岁的秦怡庆生。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1945年他从新疆回到重庆，与我们同演茅盾同志的剧本《清明前后》。当时该剧几遭禁演，阿丹又导又演，每天都在禁演声中顶住了各种刁难，大家同心协力地总算演到预定的日期结束。每当我们想出了妙招，坚持在不改原台词的情况下演完一场后，就感到一种胜利者的无比欢快。

有一晚戏演完后，因暴雨成灾，水深齐腰，我们无法走回宿舍，阿丹建议到附近的朋友家中暂等。但风雨彻夜未停，就这样，阿丹兴高采烈地不顾疲劳，畅叙了他对未来创作的欲望，他谈了我国许多历史上的名剧，谈到了世界名著，谈到了我们的戏剧运动还只开了头，谈到了电影事业即将蓬勃兴起，谈到了光明的未来。

本报记者蒋迪雯2013年为秦怡拍摄的一组照片

那时他也只有卅岁刚出头，我则是个幼稚的青年，我静静地坐在一边听他谈果戈理，谈普希金、莱蒙托夫，谈莎士比亚，谈我国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他热情洋溢，不可抑制，一直到茶水已尽，烟碟满灰，窗缝里漏进了曙光，他才一跃而起说：“走吧，去吃‘豆腐脑’！”

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与阿丹都参加了影片《遥远的爱》的拍摄。导演陈鲤庭同志是位要求极严、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人，而阿丹则是点子多，探索人物无止境，善于设想、善于思考、善于表达的演员，他总是能设计出许多人物的外部动作，从中选择最符合于人物需要的。

电影《遥远的爱》中，赵丹与秦怡同框。资料图片

我当时对电影性能还未开窍，往往自己想的东西都到了银幕外面了，银幕上不能体现自己的愿望。我问他说：“我怎么不知从何用功，用了半天功也用不上。你怎么有这么多‘花头经’？”他告诉我，塑造人物可以从内在出发，也可以从外部着手，有时外部动作找准了，就可以带动内在的情绪。人物形象合适了，人物就有了一半了，当然有了外部，必然不能缺少内在……阿丹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勤于学习、钻研、探讨的艺术家了，只要是谈艺术创作，他从不疲倦，而且他的善于逗乐的性格，往往在人们感到缺乏信心、感到疲累、感到消沉的时刻，暗暗地鼓舞着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与他合拍了《林则徐》。阿丹对林则徐这个人物的精心刻画、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少见的，甚至拍成了一次再拍一次，他从开始接受角色起，便生活于角色，不仅通读许多有关林则徐的历史书，每天与导演郑君里同志探讨业务，而且每时每刻都沉浸在人物的风貌、气质之中。他为了扮演林则徐，剃掉了半个头顶的头发，跑遍了广州、沙角，有时同志们也要跟他开玩笑，但他对塑造人物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渐渐地感染了大家，使我们都把他当作林则徐了。

赵丹同志离开我们，不会回来了。在这悲痛的时刻，无法忆得尽像阿丹这样的艺术家的丰富而又历尽艰辛的生活、工作。在与我们共事的这几十年中，实难以几句话说得清，几件事讲得尽。阿丹虽死，音容宛在，我们将永远怀念着他，他将永远鼓舞着我们！

（刊于1980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朝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