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语境中，“少年”一词不单纯是一个生理年龄的概念，它同时蕴含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共识。因此，每当我们谈论“何为少年”时，往往也在同步谈论着“少年何为”。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先生曾以极尽溢美之辞称“中国少年”为腾渊之潜龙，啸谷之乳虎，试翼之鹰隼。然而时至今日，作为天之骄子的理想型“少年”正在被“鸡娃”(父母给孩子“打鸡血”)、“青娃”(普通孩子)、“牛娃”(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素鸡”(接受“鸡娃”型素质教育的孩子)等网络流行词所取代。从“少年”到“鸡娃”，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变动和百年前比，不可谓不大。而姚鄂梅的长篇新作《少年前传》(《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5期)所要直面的正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背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当代教育难题。

小说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分别讲述了三位“中产宝妈”的“育儿心经”。昊天妈妈自觉继承了家族由来已久的家教家风——“吊大的葫芦打大的娃”“男孩不打不成才”。为此，她还煞有介事地制定了一个“打娃标准”：凡是孩子的错，导致他人受伤、受损，或遭人投诉的，唯有武力可以立竿见影。小素妈妈的育儿之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能让女儿走好艺术生之路，她毅然做起全职主妇。面对女儿日渐强烈的抵触情绪与抗拒行为，她的化解策略是为孩子灌下一碗热气腾腾的“心灵鸡汤”，一碗不行，再盛一碗。子涵妈妈则堪称“时间管理大师”，不仅将孩子的作息时间表精确计算到秒，甚至为了不浪费上学路上的时间，在车上放了一个折叠书桌。

三位“宝妈”对子女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然而这种过度的“关爱”无形中也构成了“甜美的负担”，将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昊天因与保洁员发生口角，惨遭妈妈的严厉责罚，从而变得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小素为了摆脱练琴的折磨，不惜划伤手指博取妈妈同情；子涵看似温顺乖巧，实则内心深处潜藏着一只叛逆躁动的小兽。最终，因目睹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亲子关系的走向更加剑拔弩张。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少年前传》中有一个嵌套式的三角形结构，它构成了对当前教育困境的多重隐喻。这个三角结构的里层，是三位“宝妈”以爱之名建造的亲情牢笼，昊天、小素、子涵被禁锢其中。小说结尾处，昊天试图挣脱妈妈的情感绑架和观念束缚，独自一人踏上了远去的列车。然而，在黑暗的隧道中，仍有双“铜铃般的眼睛”紧紧跟着他。作者略带夸张的比喻实则给家长们的“鸡娃”式呵护敲响了警钟。

三角结构的外层则是学校“唯分是举”、校外辅导泛滥和教育深度“内卷”导致的“普遍焦虑”。三位“宝妈”因孩子在同一所课外辅导机构而结识，为了能让孩子进入重点初中，“宝妈”们大显神通，仿佛一场社会资源的“军备竞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昊天妈妈为消除“辱骂保洁员事件”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主动上门向当事人赔礼道歉，谁成想，对方却提出了一个令其瞠目结舌的要求——将她乡下的孩子转到本市上学。由此可见，优质教育资源已成各方力量抢夺的焦点。

《少年前传》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不仅集中探讨了“鸡娃”攀比、家长焦虑、培训泛滥、唯分数论等问题，同时还将触角延伸到当前城市“密集养成”教育模式下家长与子女主体性迷失这重命题上。例如，小说中三位“宝妈”无不戴着一副“人格面具”，彼此相识6年，看似亲密无间，实则相互防备，最后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陌生起来。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父亲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存在。在家长的过度干涉下，少年们或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双面人格”，或是日益变得自私利己。作品借此阐明：“鸡娃”式教育非但不能促进青少年人格主体性的建构，反而会成为个性发展的包袱。其危害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家长的反思。

幸运的是，《少年前传》关注的社会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只看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孩子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才是一生的成长目标。这样的观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共识，让少年回归“少年”，既是作家姚鄂梅的期许，也是《少年前传》给予我们的启迪。(作者：赵振杰系河北师大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