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在北京建新皇城的同时，建起了南海子皇家苑囿。南海子苑囿是在元代皇家猎场“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扩建的，晾鹰台在“下马飞放泊”范围内，由于平原之中凸起的地理特征，晾鹰台在整个苑囿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明初，中原北方地区逐渐恢复农耕文化，但是，辽、金、元统治中原北方四百余年，游猎文化已根深蒂固。受其遗风影响，北方地区的狩猎活动仍很盛行。尤其是永乐皇帝朱棣，他于洪武十三年就藩燕王，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载，受元代游猎遗风影响很大。他还是燕王的时候，就经常游猎于城郊南海子一带，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这也是他建南海子皇家苑囿的主要目的之一。

那时的晾鹰台，早已没了“鹰坊”，也没了“仁虞院”，仅是一座大土台，供帝王来南海子狩猎时登高瞭望远方的猎物，观看猎鹰在空中捕捉天鹅、大雁的情景。从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所作的《南囿秋风》中，可以看出当时帝王来此狩猎的情景：

别苑临城辇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旓拂地来。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扬事从才。

李东阳（1447—1516），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十八岁中举，从编修一直升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任相十八载，为官五十年，称得上是五朝元老。

《南囿秋风》是李东阳所作《京都十景诗》之一，诗中描述了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皇帝与后妃乘着辇车到南海子举行狩猎活动。当时旗舞飞扬、万马嘶鸣，惊起海子边的大雁飞向空中，站在晾鹰台上的皇帝飞放猎鹰，猎鹰一跃而起捕捉大雁，一同落到晾鹰台附近的水边。从诗中不难看出，明代晾鹰台是帝王游猎南海子，放鹰捕猎的主要场地。

《京都十景诗》确立了“燕京十景”的名胜地位，《南囿秋风》也跻身于十景之列而载入史册。晾鹰台处在“南囿秋风”的核心位置，这一点还能从明末另一位著名诗人陈子龙的《南海子》中得到验证。

陈子龙（1608—1647），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崇祯十年进士，被后人公认的“明诗殿军”，又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他在《南海子》中写道：“锦衣自臂海东青，红妆齐上飞黄骑。三军大飨按鹰台，围坐敕教无谢赐。”（明代晾鹰台也称“按鹰台”）诗句大意是：皇上穿着艳丽的衣裳，驾着猎鹰海东青，与后妃们一起骑着马来到南海子巡幸狩猎。随扈的御林军在晾鹰台下，享用皇上所赐饭食。将士们围坐一起，感谢皇帝的恩赐。从陈子龙的诗句里，验证了明代帝王也像元代帝王一样，经常鹰猎于南海子，晾鹰台是狩猎的重要地域。

明代史料还记载，在晾鹰台周边地域曾设有二十四园（蓄养禽兽，又设二十四园以栽花木，专供皇帝游猎玩赏。《帝京景物略》）。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海户曲》中写道：“芳林别馆百花残，廿四园中灿漫看。”虽然没有更详实的史料记载，但从《帝京景物略》简短的记叙中可以肯定，明代在南海子晾鹰台地域设置了二十四园。又据1941年1月8日北京《民众报》刊登《南苑晾鹰台》一文介绍：“南苑南海子中之大高台，台基广阔，早年尚有汉白玉栏杆，台之正中心亦镶有汉白玉台面，上镌龙纹极精细，明永乐年中曾加以修葺，并于台侧建二十四园，遍植花木，为皇帝每年必幸之所。”不过，这二十四园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园林，而是二十四处种植花木的果园。

可以想象，当时南海子晾鹰台旁的景色是多么绚丽多彩：深秋时节，天高云淡，碧空如洗，站在晾鹰台上，登高眺望，远处花果飘香，层林尽染；近处芦苇摇荡，秋波粼粼。远看麋鹿追逐，柳隐遥峦；近观凫雁游弋，红掌分波。真不愧为“燕京十景之一”啊！

不过，到了明末，大明朝已是内忧外患，走入衰败。正如明万历年诗人戴九玄在《南海子》中所写：“内宫监守但坐看，四垣崩圮禽物散。树木斫卖雉兔空，白日劫盗藏其中。”意思是说，已看不见皇上来南海子游幸了，看守南海子的太监们闲坐在那里。四周的海子墙已经倒塌了，海子里的动物也都逃了出去。苑内的树林都被盗伐卖掉了，野鸡野兔都没有了藏身之处。到了白天，这里已成了劫匪盗贼藏身的地方了。

无疑，这时的晾鹰台已被荒废，难怪后来乾隆皇帝在《海子行》中形容当时的晾鹰台“其颠方广不十丈”了。

作者：张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