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在近年的美国影视作品中，以监狱为题材的屡见不鲜，从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到著名美剧《越狱》，这些影视剧作品所折射出的美国监狱制度的黑暗腐败、对人权的践踏，都远远超出了人性的底线。更需认识到，美国监狱制度真正的黑暗并不只是监狱里的腐败和践踏人权的“表象”，而是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监狱，居然可以私营化，并形成庞大的产业链，乃至形成“狱政产业复合体”，对人权进行产业链式的践踏。

“狱政产业”成“劳动套利”的手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正处于冷战胜利后的鼎盛时期，也处于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互联网时代的关口。“山姆大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普世价值”的自信体现得淋漓尽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杰出”代言人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有这么一句名言：“不要指望政府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顺着这个思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把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外包”出去，自然就是最有效率也最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选择。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美国的私营监狱产业蓬勃发展。

私营监狱产业并非新鲜事物。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福格尔曾经用翔实的实证研究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臭名昭著的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曾经非常有效率，但由于阻碍美国工业化发展和联邦的统一，最终被取缔。中国人民大学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孟氧教授曾经用“接枝奴隶制”来形容美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奴隶制。从古典工业资本主义到二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处于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表面上已经彻底放弃了奴隶用工的传统。但是，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一旦“效率”被定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作为“劳动套利”的手段，奴隶用工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了——只不过需要用更加隐秘的制度手段来操作，比如在私营监狱用极其低廉的成本来使用劳动力。久而久之，私营监狱俨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并通过政治献金和院外集团游说的形式来参与美国政治生活，逐渐扭曲了美国的司法狱政制度。

“狱政产业”通过“轻罪重罚”消化“冗余人口”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狱政产业”的存在意义绝不仅是榨取廉价劳动力，更是一种高超隐秘而毫无人性可言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冗余人口”治理术。

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司法审判的“轻罪重罚”作为一种人口治理术可谓源远流长。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而言，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一直处于涨跌变化之中。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暗含着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细节：作为岛国，过剩的人口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怎么办？

这个时候，作为最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即通过司法审判的“轻罪重罚”，尤其是通过把人流放到遥远的殖民地的方式，来消化所谓的“冗余人口”，保持产业后备军的相对稳定和社会的良好治安。讽刺的是，去年年初的G7会议期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跑到苏格兰“寻根”，还发现其祖先仅仅是因为盗窃了十磅生丝就被流放到了澳洲大陆。

这种人口治理术流传到美国后，被继续“发扬光大”。不妨在此道出一个让人惊讶的史实：希特勒曾经专门研究了19世纪美国针对印第安人实施的许多种族灭绝政策，以作为对付犹太人的参考模式。根据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约翰·托兰德的记述，希特勒曾声称批量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的“灵感”恰恰来自对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研究。难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曾经感慨说，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本质就是“集中营”。

“狱政产业”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变种毒株”

依据生命政治理论，作为古罗马法西斯制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代史上西方诸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一个“可以杀死且不必纪念”的群体——在18世纪末的美国制宪年代是印第安人与黑奴；在纳粹德国则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各种边缘弱势人群；在2001年后的美国则是各种具有犯罪嫌疑的“恐怖分子”——根据《国土安全法》《爱国者法案》，可以撕下人权保障的画皮，突破美国法治传统，随时对“恐怖分子”进行无限期的羁押、处置。一言以蔽之，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不合法移民等人群根本不配享有国家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他们是处于永远的法律例外状态下的“赤裸生命”。

如果把美国这个法西斯逻辑扩充到世界范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同样也不配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如果其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通过输出民主来打断其现代化进程。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对于西方来说，在人权问题上始终持“双重标准”的态度。

近两个世纪以前，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非常积极正面的评价。可讽刺的是，他当年访问美国的原因竟然是考察美国新型的监狱制度。目前看来，“狱政复合体”作为一种严重践踏人权的制度体系，如同美国其他的强势利益集团一样，沦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变种毒株”，与美国的选举政治紧紧缠绕在一起，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人权、人性的最大羞辱之一。（责任编辑：华章 乐水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