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鲇鱼》和《药厂》都写于两年前，一个在春，一个在秋。记得春日每天写完500字《鲇鱼》，外出散步，看到老城区那一大片油菜花，浓郁芬芳，黄澄晃眼，叫人莫名有点百无聊赖的伤感；秋日写《药厂》，抬头，便见窗外一棵金桂，散发沁鼻的香气。

两个小说放了两年，改了两年，这是我经常做的。据说卡佛会把自己的小说改50遍以上，沈从文对已发表的小说还不时拿出来改，两位都是大家。没听说哪位作家这样改他的长篇，其中原因，据我推测，一是篇幅长，不好改，牵一发动全身，改一处就动掉许多线索；二是长篇只要大方向把对了，小瑕疵影响不了它成为好作品。短篇可不，短篇要精致，大家常说的“打磨”一词，就是单送给短篇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把短篇和长篇做比较。“我发现我对长篇的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我连读完一篇长篇都感到吃力。”这也是卡佛说的，似乎可形容我目前的状态。差不多有超过5年时间，我没办法读完一部长篇，最近一次阅读长篇的激动体验还停留在读《八月之光》的时候。

长篇和短篇是两个范畴，不管是宏观的世界观，还是微观的技术手段，都差之千里。短篇和散文的差别都不一定大过短篇和长篇的差别。我至今没有一部长篇问世，中篇数量也几近于零（读书时写过几个惨不忍睹的中篇），不是姿态问题，是能力：我写不来，或静不下心来写。避其所短，便一心去经营短篇，但这又并非说明短篇是我的所长，写短篇于我实在也是件颇为痛苦的事，一来开头开不出，二来结尾收不住，这开头和结尾可以说是短篇关键的两点。《鲇鱼》和《药厂》陆续给朋友看过，都说，《鲇鱼》开头比较好，我想了想，大概是因为口气。又说《药厂》结尾蛮漂亮，我想了想，大概还是因为口气。开头的口气，决定能否把读者的目光揪住，结尾的口气，直接影响作品的圆满性和完成度。何为口气？就是腔调，就是讲话的方式、行文的特色，你之所以成为你而不是别人的标签。中间部位呢？取决于细节、结构、把控、详略、语言……这些是日常不厌其烦训练得来的。另一些，比如情感、想法、对人物的理解、看待世界的方式，那看每个人的经历、修为，强求不来。

我曾想过写一种长篇式的短篇，在有限的篇幅内，把时间和空间尽可能拉长，抻大，楦实。汪曾祺的作品在我看来是最接近这一理念的，《岁寒三友》《异禀》《鉴赏家》《八千岁》一类，写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生，而非某个横截面，这就是长篇式的短篇，其中的世界天高地远。《鲇鱼》努力践行这一理念，父亲的一生浓缩在一万字，只写他一个人，一个人落魄不得志的一生。《药厂》写了多个人物，情况比较复杂。

某些伟大的短篇总会出现吉光片羽的曼妙细节，或通过情境，或借用物件，我一律将它（它们）视为开悟时刻：《大教堂》中瞎子描画大教堂、《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不存在的孩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床上的尸体、《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后院的门槛、《受戒》擦着芦穗扑棱棱飞远的水鸟、《被占的宅子》的门、《阿拉比》的硬币、《河的第三条岸》的摆渡者，以及《伊豆的舞女》绵延的海岸线和撩人的温泉、《逃离》在雾中鬼魅般出现的白马、《人鼠之间》被捏死的老鼠等等。

世界因为有这些时刻而丰富多彩，它们曾是我热爱这个世界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