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宋庄喇嘛庄村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院落，灰色铁门，门外没有任何标牌；若不是铁门的两旁各有一棵小树区别于相邻的工作室，很容易错过。铁门内就是知名画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尧伊的工作室。

进入工作室后，无论室内还是室外，与宋庄其他画家的工作室相比都显得异常朴素，室内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和装饰，甚至光线也比较昏暗，空旷的空间中摆放着许多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作品，看上去真是简单到了只能画画和存放作品的境地。

画室东边光线较好的天窗下是沈尧伊先生创作的地方，空间虽然不算局促，但也仅能够满足他的日常创作所需。

2021年是中国成立百年大庆，沈尧伊先生从前创作的一系列以长征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频繁见诸各大媒体，尤其是他1994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遵义会议》，因全面、真实、深刻地用画面再现了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重要转折点的历史画面，从而弥补了党史研究领域没有任何与遵义会议相关的图像资料遗存的缺憾。

作为一名画家，笔者对此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向沈尧伊先生了解和探求他创作《遵义会议》的起因以及背后的故事。为此，笔者专程赴宋庄拜访了沈尧伊先生，在其工作室中就《遵义会议》的创作起因、构思路径与创作方法听其娓娓而谈。

以人民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

对于当代画家而言，隔着时间的长河去探求过往的革命史，始终是在一种模糊的视线中观察、研究与发掘，所以历史画创作的方式就在于通过史料、历史遗存和画家新的创作思路，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关系，对其进行梳理和发现。

《遵义会议》创作之初，沈尧伊面临着异乎寻常的困难，如史料匮乏到连会议召开的准确时间、谁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具体问题等内容都无官方定论。但通过几年时间，沈尧伊不遗余力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挖掘与查证，通过实地考察、走访老红军，并在此基础之上绘制出创作草图，向当时尚健在的遵义会议与会者求证、听取意见，厘清了有关遵义会议错综复杂的线索，以一己之力逐渐拼缀起了会议的完整历史情景。

在上述过程中，他使用微观研究方法观照历史，让其中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人物都获得了平等的研究价值，力图穿透历史的迷雾把遵义会议的成因、过程以及每一位参会者的历史意义都呈现在画面上，还原那一段峥嵘岁月的真实场景。

“我要画一幅全体与会者20人在会场的画面，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夙愿，这是一种对半个世纪前重大历史事件的透明度的追求。要知道：就连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都是在会议过了47年才最后确认的。”在创作感言中沈尧伊写道，“遵义会议的每一位参会者都对中国20世纪的社会进程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既平凡又非凡，体现出一种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精神境界和美学价值。他们的人格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感染力，如果在肖像艺术中得到折射，哪怕不是全部，就已经相当光彩照人了。”

事实上，沈尧伊创作《遵义会议》的初衷，正是要从人民的视角出发，力图在艺术作品中还原出人民群众所认同的历史真相。同为艺术创作者，笔者对此深有同感。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正陷入低谷，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利，红军指战员的精神状态在取得未来胜利的雄心与现实的忧虑、迷惑间徘徊不已，在进退之间犹豫不决。而这种坚定信念与彷徨苦闷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军事失利愈加凸显出来。

在沈尧伊看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错误路线最终得以纠正。因此，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显得极为重要。从表面上看，遵义会议只是确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但从深层意义上观察，此会议不仅选择了正确的军事领导者，实际上也在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党就此走向成熟，明确了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领导未来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沈尧伊在创作《遵义会议》期间的重要历史发现。

油画《遵义会议》坚持从准确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发掘、整理、完善历史证据，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从上至下的逐级推演与复盘。把四路红军长征的行进路线作为纵向线索，以俯视的角度远距离观察历史全局，避免陷入局部观察而产生偏颇；与此同时，创作者又以人民心目中对长征的历史记忆为横向线索，在纵横交错的复杂历史素材中梳理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与事件，真实呈现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这幅作品不仅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画的一项空白，同时为中共党史研究贡献了一个重要场景的历史画面。

沈尧伊 《遵义会议》 布面油彩 184×504cm 1994年（横屏欣赏）

转自：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