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教育部门日前发布减负新政，其中要求降低考试难度的细则引起了舆论热议。这条细则写道：“各学科考试难度系数，小学不低于0.95(即平均分不低于满分的95%)，初中不低于0.85，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类似毕业考)不低于0.70。” 也就是说，对于小学，满分100分的情况下，不管什么区域，什么学校，要求人均95分或以上。

教育部门积极落实双减的态度值得肯定。可是，这个让孩子人人都能考高分的政策，却让不少家长焦虑。考试难度降低了，家长孩子的压力能不能相应减少？这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考试难易和负担多少，是否有直接关系？实际上，绝对负担的多少，和自己(家长)的期望值相关，与考试的难易程度关系不大。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高考，有时某个科目，一个班也没有几个及格的，但恐怕没有人会说那时的负担比现在重。原因比较复杂，至少有一点，当时的学生与家长对分数的追求没有那么高。再难的考试，如果想得低分，都极其容易；再简单的考试，想得满分，都要一定的付出。考试难度降低了，如果一个班，全班倒数都能考90多分，在高考1分撂倒一操场人的情况下，家长反倒可能更焦虑，孩子们的负担未必能减轻。

有统计数字显示，在近10余年时间里，北京高考的平均分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培训机构的开班数量、相关营收数字也在迅速增长。中学生的负担降低了吗？估计没有人敢拍胸脯、打包票。

降低考试难度，最大的利好是让更多人有了分数的获得感，“高分考生”比比皆是，让人觉得“现在孩子怎么都这么厉害”。但是，孩子个个都厉害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很多优秀的孩子，并不会因此就减轻了负担，因为最后拼的是一分两分的差距。多年前，一位老师曾无奈地给我介绍，他们班数学满分120，平均分118；物理满分100，平均分98。刷题教育流行，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考试容易了，拼的是不出错，出错少，于是很多优秀的孩子一年苦学下来，就为了少扣一两分。清华丘成桐班把录取年级下调到初三，就是为了解放这类优秀学生，让他们从初三年级的无效学习中解放出来。

考试是教育质量监测的一个重要手段，能有效管控教育质量。教育测试往往呈正态分布，即高分与低分学生较少，多数学生成绩在中间。人为设定一个难度目标，比如平均95分以上，能减轻分数的压力，但对减少竞争压力意义并不大。减负规定中的确有降低考试难度的说法，但这是针对一些考试中的难题怪题、超纲题而言，而不是为了迎合讨好学生家长。在中高考制度短期不可能调整的背景下，人人都得高分，反倒让很多家长产生了“拆盲盒”(他们不知道在未来的中高考竞争中，孩子会怎样)的惶恐。

双减首先要求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包括多样的教育需求，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其次，才是减法，减去不必要的课内作业负担，以及课外辅导班负担。

倘若学校不能满足学生与家长的教育需求，家长与学生可能还是会离开校园走向培训机构，走向市场。如果这样的事情大面积发生，我们的减负就等于失败了，就等于重新回到了原点。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回避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什么是合理、正确、理性的教育需求，如何解决和面对非理性的教育需求。

引导家长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鉴于此，我们必须关注家长的核心需求，尽可能满足包括文化课学习在内的基本教育需要，给学生和家长提供追求更高教育的机会、空间。在目前的环境下，做减法容易，做加法难，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只做减法，甚至错误做减法的理由。

陈志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12月08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