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艺术宫、北京画院主办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即日起在中华艺术宫对公众开放。

展览现场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可能四百块左右。”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入木八十年”展览自述中这样写道。展览以黄永玉第一人称叙述开启，由艺术家本人回忆八十年版画创作生涯的心得，串联了其从40年代至90年代期间近两百幅版画作品。

黄永玉《入木八十年》

最倾心的地方莫过于上海

二十世纪30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兴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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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离乡，辗转多地。福建、江西、上海、台湾、香港、北京……黄永玉的流浪之路，似乎没有停下过脚步。其中，停留于上海的短暂一年，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体验。

1947年，黄永玉来到上海。“来到上海，打开眼界，看到那么多延安木刻家的作品……一个那么大的局面，那么新的世界，呈现眼前。”黄永玉回忆起上海的那段经历，总是带着别样的感慨。

黄永玉《风车和我的瞌睡》 版画 1947年

七十多年后，黄永玉在其连载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三部里，真切地回忆了与友人在上海相处的光景：作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青年木刻家，黄永玉加入了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担任理事，其作品数次参加全国木刻展；黄永玉交游广泛，不仅认识了李桦、野夫、陈烟桥等木刻界的前辈，交往了巴金、臧克家、楼适夷等文学名家，还认识了诸如黄裳、汪曾祺等一群年纪相仿的挚友，以及与张正宇、张乐平、黄苗子、陆志庠等漫画家来往紧密；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朋友邀请黄永玉为其小说或诗歌创作木刻插图，其中包括为表叔沈从文小说《边城》创作的《翠翠和爷爷》《花环》等插图，以及为女诗人陈敬容诗歌《逻辑病者的春天》作同名木刻等。

黄永玉《翠翠和爷爷》 沈从文小说《边城》插图 1947年

“这辈子，我最倾心的地方莫过于上海了。”黄永玉说。

拓宽中国木刻审美与维度

1948年，黄永玉与张正宇、陆志痒为编写画册从上海奔赴台湾，此后又机缘巧合迁至香港。在香港期间，黄永玉兼任大公报美术编辑，继续从事木刻创作、担任自由撰稿人，参加人间画会，创作一系列香港百姓生活的作品。

黄永玉《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工作者》版画 1954年

五十年代初，黄永玉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了诸如《小鹿你好》《初进森林》《新的声音》等大量森林题材的版画木刻；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套色版画肖像；他还在云南路南县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了经典的“阿诗玛”形象。进入六十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创作了《春潮》《花城》《葫芦信》等代表作品。其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一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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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黄永玉虽停止了版画创作，然而手中刻刀促使了其养成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如今，这位97岁的老者，经历过旧社会的苦楚，辗转过烽火时代的分离，见证过新世界的诞生，也走过曲折而平实的旅程。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黄永玉以其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黄永玉擅长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

此次展览上，观众能够欣赏到黄永玉刻刀下那些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如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这些动物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却又不等同于儿童世界里纯真无邪的化身。这种天真趣味与讽刺现实的矛盾结合，赐予了黄永玉童话插图更深层次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