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雕塑陈列，1983年在上博中汇大楼的展厅首次向公众展出，在国内率先采用全封闭、全人工照明展示，在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目前中国古代雕塑馆的展厅面积为768平方米，展品120余件，既有工艺雕塑和墓葬雕塑，也有大量的佛教造像。展出的雕塑类文物具有多样化的面貌和风格。

现有展线从战国起，到宋、辽、金结束，时代上是连贯的，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战国、秦汉部分：展示了中国古代早期的雕塑——以工艺类雕塑和墓葬雕塑为主，主要展品有战国时期的青铜人形器座、楚地木俑、东汉陶俑等。

●魏晋南北朝和隋代部分：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盛期，既有大型石刻佛像，也有精巧的小型金铜佛像。

●唐五代部分：这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鼎盛时期，主要展示了石刻、金铜佛教造像和刻画生动的各类陶俑。

●宋辽金部分：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向世俗性、写实性的方向发展，主要展示有石刻、木雕和金铜铸造的各类造像。

中国古代雕塑馆的开创者，是从艺术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馆藏的古代佛教造像、刻石、木俑和陶俑等文物，因此才有了这样一个雕塑馆。因为疫情的原因，中国古代雕塑馆暂时关闭了。这一次，我们请来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从事中国古代雕塑鉴定与研究工作的师若予老师，带大家“云”逛雕塑馆。

先秦时期，独立意义的雕塑比较少见。常见的是依附于器物之上的动物或人物造型，或是将整个器物做成动物或人物的形象，算是工艺雕塑。

战国时期的青铜人物器座，相关研究认为可能是灯座。铜人的双手中空合抱于胸前，中空处原插有灯架，上承托盘。灯座和灯架分开铸造铆接而成，便于拆装。

汉代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所以当时的墓葬神道石刻与陪葬俑非常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人们也希望将自己现有或期望的富足生活场面搬入地下，于是有了以庄园、田地、仆从、禽畜等为题材的模型或陶俑作为陪葬品。

这件红陶烧制的陶狗，可能出自川渝地区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中。陶狗脖颈部位留有合范痕迹，应是先翻模做出部件，再粘接在一起，然后进行局部的修饰与捏塑而成。陶狗双耳竖起，四肢直立，尾巴卷起，非常生动。汉墓中出土的这类陶狗、陶猪、陶牛等，都是很生活化的。

石碑是中国原有的雕刻艺术形式，这件造像碑是把汉代的画像石刻和佛教的雕刻艺术做了一个结合。

北魏王龙生等造像碑的碑首位置，表现的是《维摩诘所说经》中文殊菩萨问疾的故事。其中文殊着菩萨装，维摩诘与其相对而坐，身着士族服饰，做辩论的姿态。

据经中记载，维摩诘是一位古印度的富翁，佛法造诣颇高，他装病在家，等待释迦佛的弟子们登门辩论，众弟子自知辩不过维摩诘，多推辞不去，最后释迦佛派出智慧最胜的文殊，前去探望维摩诘，辩论佛理。

北魏石塔的层数多为单数。在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庄浪出土的北魏五层石塔，保存完好。上博的这件，相当于它的第二层。

有趣的是，从这件雕塑还可以看出：出土石塔节的陇东地区是一个佛教雕塑艺术传播的十字路口。上面既有身穿中国式佛装的佛像，佛衣宽松，褒衣博带；也有受到西域影响的凉州风格的佛像，衣服紧贴身体，菩萨像裸露上身，下身穿裙。

中国式的佛装源自蜀地南朝齐的风格，越过秦岭影响到陇东地区，表现了此地南北方向的交流。而凉州风格佛装受到中亚、新疆风格影响，沿丝路自西向东传入。

在石塔节下方，有一些祥瑞动物：龙、狮子、骆驼和驴子。这些动物在当时被认为是神兽，且多从西域传来。

这是一件源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南朝齐梁之际的佛教造像，风格接近南京栖霞寺千佛崖的南朝造像。

佛像的肉髻比较高，穿两层袈裟，里面的一件通肩袈裟，在中亚地区的犍陀罗佛像上多有表现，应是源自当地人的着装。但这件通肩袈裟领口低至胸部，表现出南朝的时代特色。

佛像的外层袈裟，为形似南朝士族服饰的“褒衣博带”式样，袈裟和裙裳下摆从佛座上垂下形成“悬裳座”，非常有韵律和美感。

这件唐代菩萨石像，用质地细腻的白色大理石，即汉白玉雕成。古人也把这种像称为“玉像”。

南北朝时期，雕刻白色大理石佛像在今河北曲阳、临漳（邺城）等地非常盛行。隋唐时期受到以上地区的影响，长安地区也雕造这种材质的佛教造像。

这件菩萨像从风格和材质来看，源自长安地区。菩萨脸型圆润，五官刻画精致，身材写实稍显丰腴，显得静谧高贵，是一件盛唐时期的雕塑精品。

这件唐代天王立像，为四天王中的一件。同类的天王像可以在唐代砖塔上看到，通常被镶嵌于前后塔门两侧。

天王像所戴的头盔很有特色，是一个兽头形象。相关研究认为这种兽头可能代表狮子，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披戴的狮皮。在阿富汗出土的犍陀罗造像中，佛的身边就有身披狮皮的护法神。这种戴兽头的形象自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并一直影响到唐代的天王形象。在新疆克孜尔石窟里，能看到类似形象。

但这个兽头也有可能是老虎。唐代吐蕃的风俗是，当战士打胜仗后，赞普会赏赐他们虎皮。在敦煌吐蕃占领时期的壁画上，有身着兽皮的天王像出现。这件唐代天王像，体现了多源文化的交融。

这尊思惟菩萨铜像根据风格判断，是武周时期的，应该受到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可能是一组大型群雕中的一部分。

整组群雕的下方，是表现西方净土的莲池，池中生出像树干一样的主干，上面是阿弥陀佛，旁边有观音和大势至两个菩萨。在主干两边伸出近50个侧枝，每个侧枝上有一个小菩萨。这件思惟菩萨可能是其中之一。

宋代彩绘漆金水月观音像，应该是山西地区的。整个面相更像中国人的形象，更加世俗化了。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中唐时期的周昉创造了水月观音的形象。

这是一件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像，铜鎏金材质，外表涂以红漆，具有典型的大理国佛像特色。像高48厘米，是存世同类造像中尺寸最大的一尊。

佛像着袒露右肩的袈裟，左手于腹前向上施禅定印，右手抚腿施触地印，右臂上戴臂钏，双耳戴耳铛，为初唐自印度传入我国长安的“宝装佛”形象。

四川广元石窟此类佛像有铭文记载作“菩提瑞像”。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像受到四川此类唐代佛像的影响。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造像者张兴明的发愿文题记。

总的来说，上博是从艺术的视角，来理解馆藏的这些佛教造像和陶俑等，并使之成为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