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75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历时两年七个月的东京审判则是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而上海盟员、百岁老人高文彬，作为17名中国代表之一，全程参与了东京审判，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东京审判历史见证人。
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85年9月入盟。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7月20日，我们在医院探望了高老，遗憾的是他当天早晨突然陷入昏迷，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看着平静躺在病床上的他，回顾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传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受聘翻译兼秘书
1941年9月，毕业于东吴大学附属高中的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进行系统的英美法和中国法的学习，并于1945年获法学学士学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文彬回忆说，那时，大家一起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
1945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正式组建，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同时，法庭的官方语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继续增派相关专业人员。当时的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于是，高文彬的老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把满怀热情且英文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经过测试，高文彬等五位翻译被录用。他们于1946年5月15日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濬留下任秘书之职。就这样，高文彬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他都通宵达旦完成了各项工作。
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在中方代表的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的木牌前
揪出“百人斩”元凶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统搜集证据和证人，对于证据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中国检察组的每一个人都会抽出时间去查找能够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
高文彬就是在翻看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中发现了标题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文中写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约定以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者为胜，因一人斩了105个，一人106人，决定重新开始150人竞争，报道配图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实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根据这一发现，中国检察团队很快搜集到了《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题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更对其进行持续关注，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国检察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时任庭长的石美瑜收到资料后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缉拿归案并押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终于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1948年8月17日，在完成中国检察组的工作后，高文彬随同向哲濬回国。他们带回两大箱东京审判全套庭审记录，一套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一套送到东吴大学法学院，遗憾的是后来两套记录全部遗失。11月，高文彬通过报纸了解到了东京审判的最终结果，主要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
回到国内，高文彬继续在上海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1949年起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期间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讲师。1952年，高文彬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老师的牵连，被判刑并送外地改造长达27年。劳改期间，他坚持学习和阅读，把唯一可读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读了无数遍。
1979年，高文彬终于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远洋系任国际法学教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他继续勤奋工作着，1986年被提升为教授，1988年退休并被返聘担任原职。他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国际私法译丛》《国际法与技术转让》等；参加编写《大众法学》《法律百科知识手册》《涉外法律使用手册》等；为英国《世界扣船》丛书撰写“中国扣船”部分；发表《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论共同海损》等论文。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他还应邀赴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和旧金山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并被海斯汀法学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
1997年，高文彬开始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他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北京方面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勘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他废寝忘食，期间因过于劳累而中风，出院后，又继续投入到编撰工作中。2003年，这部词典一经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典的扉页上，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永不褪色的爱国情怀
2005年7月20日电视台采访
1985年9月，经时任上海海洋学院远洋系副主任的程克武和王义源介绍，高文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归宿。此后，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各种盟务活动。即便是在退休后，每当民盟组织退休盟员活动时，他都会不辞辛苦地赶到学校参加。而民盟市委、区委和海事大学委员会每年都会去探望他。据民盟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秘书长、原常务副主委蒋志伟老师回忆道：“高老是一个热心人，我曾为建校史馆对其进行采访，他都能娓娓道来。他曾遭受到相当长时间的不公待遇，但能够如此之快地走出阴影，融入社会，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高文彬常说的一句话。他叮嘱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
在中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员程兆奇教授介绍，高老参加过该中心的很多活动，十分关心中心的研究工作。2016年，95岁的高老尽管步履蹒跚，仍要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晚年的高文彬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作派，在北外滩的住宅里颐养天年。民盟浦东区委原副主委王卫平回忆道，每次去探望老高时，90多岁的他始终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炎热的天气里，高老还特意从冰箱里拿出小毛巾和冰镇饮料给客人。高文彬喜欢喝咖啡、品红酒，喜欢音乐和摄影。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只要有机会他就拍摄，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
